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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们的到来，使人们对“两弹”的研究工作增加了许多信心。但显然光有他们的力量还是大大不够的。聂荣臻不得不向全国各个单位发出呼吁，请他们支援各方面的科学技术人才。终于经过千方百计的搜罗，才渐渐组成了一支科学技术队伍。

但是要探求原子弹的奥秘，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当时世界上只有三个国家拥有核武器，这就是美国、苏联和英国。核技术是他们的最高机密，是他们称霸的资本，他们是不会告诉任何人的。但是我们的朋友——苏联，是否可以给我们某些帮助呢？若能这样我们的步子就可以走得稍许快一点。当聂荣臻这样想着的时候，毛泽东也早已这样想了。1954年10月，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参加我国建国五周年的盛典。10月3日与我国领导人进行会谈。在会谈中，赫鲁晓夫曾主动问道：“你们对我方有什么要求？”既然对方这样好意相问，毛泽东也就当即表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赫鲁晓夫顿时愣住了，因为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稍停了一下，结结巴巴地说：“搞那个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了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他还带有开导的意味说，“须知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我们的想法是，目前你们不必搞这些东西，还是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比搞原子弹好。假使目前要搞核武器，把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用在这方面是否够还很难说。”赫鲁晓夫最后表示，如果中国实在想办这件事，可以帮助中国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问题很明显，即使朋友，在这样的问题上也是不会慷慨解囊的。但是聂荣臻似乎很不甘心。1956年10月以后，聂荣臻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看出赫鲁晓夫在新技术援助方面出现了松动的迹象，他觉得是个好机会，就对周恩来说：“是不是再和他们谈一谈，让他们援助一下，派一点专家，提供一点资料和样品，由我们自己搞。”周恩来说：“可以先找苏联顾问谈谈。”1957年7月，聂荣臻找到苏联当时负责经济技术的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是个热心肠的人，听了聂荣臻提出的希望，立刻表示本人同意，待向苏联政府请示后给予答复。7月20日，即得到阿尔希波夫的答复，说苏联政府表示同意，由中国派出一个代表团去谈判。9月间，中央组成了一个代表团，由聂荣臻、陈赓、宋任穷等率领前往莫斯科。双方经过三十五天的谈判，达成协议，签订了苏联在火箭和航空等新技术方面提供援助的协定。由于是在10月15日签订的，也被称为“十月十五日协定”。依据协定，尽管苏联提供的只是几种过了时的导弹、飞机和其他军事装备实物样品，派了些技术专家，但这些都使我们争取了时间，缩短了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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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在1957年和1958年间，协定的执行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前面提到的赫鲁晓夫提出同我国建立联合舰队和在我国设立长波电台等侵犯我国主权的要求被拒绝，双方的关系恶化了。加上中苏两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歧，苏联就在执行上述协定方面越来越后退。至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正式通知我方，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从而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十月十五日协定”。

这自然给我们增添了许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苏联在重要技术关键上卡我们，令人气愤，但气愤并没有用，一定要争口气。事情有可能这么一逼，反而会成为发展科学技术的动力，会使我们更加坚决地在科学技术上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而不是指望外援。（二）今后科技来往应采取新的做法。凡协议上有的项目，我们到时候就要询问，但对方不给绝不再催。（三）独立自主，立足国内，但也不封锁自己。这个报告，很快就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至1960年8月，苏联从我国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片都没有留下。加上我国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工作中的失误，困难越发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以导弹和原子弹为主要标志的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究竟是“上马”还是“下马”，出现了不同的意见。在1961年7月的北戴河国防工业会议上，两种意见发生了热烈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当前困难太多、太大，国防尖端技术应当放慢速度。还有人甚至提出停止搞尖端技术，说什么用在这方面的钱太多了，影响了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主张我们只搞飞机和常规武器，不搞原子弹、导弹。争论的温度在不断升高。在困难面前，一些同志搞“两弹”的信心动摇了。聂荣臻觉得问题严重了，他是不同意“下马”这种意见的。他在发言中说：“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是中央批准的方针，不能动摇，三五年内要力争突破尖端。现在遇到些困难，但这是历史任务，在困难面前是退还是进？他明确表示“我的意思还是要进”。另外，他解释说，常规武器和尖端武器的研制，必须两条腿走路。这二者上不去的关键都是新型原材料和精密仪器仪表。这两个问题不解决，就是尖端武器的研制都停下来，常规武器也上不去。解决的办法是要列入国家计划，大家都来攻关，否则就会事倍功半。另一方面是要缩短战线，任务排队。这好比过河，大家都想过，但桥就那么宽，得排排队，否则一拥而上，就谁也过不去。他同时说明，导弹和原子弹的研究，三年来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已经有了自己的近程地地导弹，中远程地地导弹也正在设计中。原子弹方面，专业技术干部已经有好几千人。从选矿到原子武器装配的一系列工厂，大部分设备已经具备，尤其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已经突破。因此，只要坚持攻关，措施得当，再有三五年或者长一些时间，突破是完全可能的。聂荣臻的意见赢得了大家的赞同。大家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轻率“下马”，不仅功亏一篑，且将受到不应有的很大损失。会后，聂荣臻把“上马”的决心和理由报告了中央。毛泽东和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说：“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还说过，“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陈毅老总也特别向聂荣臻表示说：“就是脱了裤子当当，也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会后，就集中力量解决攻关问题。在攻关过程中，为了更好地组织全国大协作，1962年11月，中央宣布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由各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参加。会上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专委”成立后，每次重要的“两弹”试验和存在的问题，都要开会研究，使研制工作的领导有了进一步加强，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

有人讥讽说：“离开外国的帮助，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让他们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在赫鲁晓夫撤走全部专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面前，整个科研战线上的人们，从上到下，反而激发起了千百倍的热情。钱三强在文章中曾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滋味！我很清楚，这对中国原子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真是这样的话，造成经济损失且不说，中华民族的自立精神将又一次受到莫大创伤。”钱三强同志的话，足以代表当年知识分子的心情。攻关的战斗打响了。科学家们、科研战线有关工厂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到处都有夜夜不熄的灯光。为了解决科学技术人员营养不足的问题，聂老总向全军发动募捐，要求他们给以支援，并亲自过问分发的东西是否到了这些同志的手中。这些都给了知识分子们以特别的感动，使他们至今记忆犹新。总之，千万人的茹苦含辛没有虚掷，终于换来了1964年10月16日我国西部上空升起的第一朵蘑菇云。这是一曲响彻云霄的中华民族自力更生的凯歌，是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和凝聚力的表现，是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的活生生的证明。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大德篇（11）

在此之前，导弹方面，1960年11月5日成功地发射了第一枚“东风一号”导弹；1964年6月，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近程导弹发射成功。

接着是：1965年爆炸成功第一颗空投原子弹。

1966年10月，试验成功第一枚由导弹和核弹头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

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1970年4月，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80年5月，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火箭成功。

总之，从60年代以后，我国的液体火箭技术，包括“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完全是我们独立研制出来的。我国的固体火箭技术和人造卫星技术，更是在外国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的。

从1955年到1980年，我国的原子能等尖端科学技术，从一无所有到洲际导弹的发射成功，按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基础来说，其发展速度是惊人的。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八年，苏联用了四年，法国用了六年，而中国只用了二年零八个月。在仅仅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就使我国跨入能够掌握核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五个主要国家之列。这不仅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有力地保证了我国的安全，而且带动了我国整个科学技术和各种工业的发展。其意义是非常伟大的。某些人认为，研制“两弹”，花了那么多钱，搞了一些不能吃、不能喝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极端浅薄的庸人之见。

中国“两弹一星”的诞生史，是我国人民极其动人的历史。中国的科学家、科研战线的职工、组织工作者以及解放军的官兵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作出了光辉的贡献。中国历史将不会忘记他们。正像台湾教授颜元叔先生说的，他们是“一辈子做了两辈子的工作”。而国内某些人，则把一些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英年早逝称做“四殇”，这是很不妥当的。对知识分子如果有关心不够的地方，当然是应该注意纠正的，但把他们所作出的牺牲，看做是可悲的，认为是没有体现出人生价值，这却是对这些贡献者的不尊敬。试问，在战争年代，那些千千万万的牺牲者，他们的大多数岂不都是“英年早逝”吗？而他们换来的却是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生存。这也许是题外的话。

总之，我国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何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我看，原因不是别的，第一，是中央“以自力更生为主，以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的正确，尤其是自力更生精神发挥了强大的生命力；第二，是全国的大协作，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优越性；第三，是在极端困难下，万众一心，高度发挥了为祖国献身的革命精神。用周恩来的话说，这是精神的原子弹变成了物质的原子弹。然而，还要加上的一条，这就是毛泽东所作的战略选择，以及他那贯彻始终的坚定意志。而这一点，正是从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安全并力争早日跨入强国之林的愿望出发的。

四、为祖国的长治久安而运筹

和一切目光短浅者不同，在重要的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是从我国全体人民（当时是六亿人口）的根本利益着眼，从祖国的长治久安筹划。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于60年代中期开始的大三线建设，就是这一战略决策的表现。

所谓大三线，是当时党中央依据全国各地区不同的战略地位而作出的一种地域划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一线是指沿海和边疆地区，二线介于一、三线的广大地区，当时的三线，最初是指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豫西），70年代其范围有所扩大，一般指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具体来说，西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北的陕西、青海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中原的豫西、鄂西，华南的湘西、粤北、桂西北，华北的山西和冀西地区，都是大三线。

1964年的5月到8月，毛泽东多次强调建设三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原计划在二线打圈子，对基础的三线注意不够，现在要补上，今后六年要在西南打下基础，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机械工业基地。在另一次谈话中，又说：要有第三线，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毛糙。还说，我们的工业建设，要有纵深配备，把攀枝花钢铁厂建起来。　。　想看书来

大德篇（12）

为什么要搞建设三线的战略布局呢？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毛泽东思想，就会发现，在5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中，他已经指出我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问题。我国的工业基地，多集中在沿海一带，内地有些地区几乎是空白。当然这是特殊的历史条件遗留下来的，是一时无法改变的。而在建国初期，为了更迅速地恢复经济和发展经济，也是没有余力去改变这种现状的。现在我国的经济既有了一定的基础，再继续长期忽视这一问题，就不妥当了。其次，大部分工业地区集中于沿海城市，不单形成畸形发展，而且有一个明显的战略弱点，即容易受到战争的威胁。战争的发生总是突然的和难以预料的，十之###的战争都是如此。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沿海地区的工业，很容易遭到敌人优势空军的摧毁，这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极不便于坚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在战略上一向就有有备无患的思想。何况那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我国的关系都很紧张，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出于上述两点考虑，加强三线建设，改善工业布局，就很迫切了。何况这种布局不改变，一向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和文化条件的改善都是谈不到的。

8月中旬，毛泽东再次指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现在工厂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重要工厂可以一分为二，要抢时间迁到内地去。成昆、川黔、滇黔这三条铁路要抓紧修好。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内地建设不好，我就一天也睡不好觉。”又说，“现在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建设大三线的工作，就这样展开了。

9月，李富春副总理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作了具体部署。总的目标是，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初步设想：（一）用三年或多一些的时间，把重庆地区，包括从綦江到鄂西的长江上中游地区，以重钢为原材料基地，建设成能制造常规武器和某些机械设备的基地；（二）用五年或六年时间，把酒泉钢铁厂建设起来，依靠这个基地，在西北地区初步建设一个能够制造常规武器和必要机械设备的地区；（三）用七年到八年的时间，依靠攀枝花这个原材料基地，初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备的包括冶金、机械、化工、燃料等主要工业部门的基地。

1965年2月26日，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由李井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