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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然而我还是看。今天偶然看见北京追悼抗日英雄邓文①的记事，首先是报告，其次是演讲，最末，是“礼成，奏乐散会”。

我于是得了新的启示：凡纪念，“礼”而已矣。

中国原是“礼义之邦”，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②，连在外国也译出了，我真特别佩服《仪礼》的翻译者。事君，现在可以不谈了；事亲，当然要尽孝，但殁后的办法，则已归入祭礼中，各有仪，就是现在的拜忌日，做阴寿之类。新的忌日添出来，旧的忌日就淡一点，“新鬼大，故鬼小”③也。我们的纪念日也是对于旧的几个比较的不起劲，而新的几个之归于淡漠，则只好以俟将来，和人家的拜忌辰是一样的。有人说，中国的国家以家族为基础，真是有识见。

中国又原是“礼让为国”④的，既有礼，就必能让，而愈能让，礼也就愈繁了。总之，这一节不说也罢。

古时候，或以黄老⑤治天下，或以孝治天下⑥。现在呢，恐怕是入于以礼治天下的时期了，明乎此，就知道责备民众的对于纪念日的淡漠是错的，《礼》曰：“礼不下庶人”⑦；舍不得物质上的什么东西也是错的，孔子不云乎：“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⑧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⑨，静静的等着别人的“多行不义，必自毙”⑩，礼也。

九月二十日。

（原刊1933年9月22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邓文（1893—1933）字宪章，辽宁梨树（今属吉林）人，东北军军官。“九一八”事变前为黑龙江驻军骑兵连长，1931年11月参加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作战勇敢，被提拔为骑兵第四旅旅长。1932年4、5月间，指挥松浦战役。同年6月，马占山将该部整编为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第一军，邓文任军长。后率部参加热河保卫战。1933年5月被冯玉祥委任抗日同盟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兼左路军副总指挥，同年7月31日，在张家口福寿街被人暗杀。

②关于礼的书，就有三大部指儒家十三经中的《周礼》、《仪礼》、《礼记》。

③“新鬼大，故鬼小”语出《左传·文公二年》。春秋时鲁文公祭祀太庙时，将自己父亲僖公的神主置于闵公之前，而依据礼制，即位在前的闵公应该排在前边。对于这种“逆祀”的安排，文公的解释是：“吾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

④“礼让为国”《论语·里仁》：“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按：“为国”，这里是立国、治国的意思；“何有”，不难之词；“如礼何”，那还要礼干嘛呢。

⑤黄老即黄帝和老聃。战国、汉初道家学派尊奉黄帝、老聃为先祖，法家的刑名法术之学与黄老“清净无为”的治术有关，故法家治国多以黄老之学相标榜。

⑥以孝治天下语出《孝经·孝治章》：“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按：明王，即圣明的帝王。

⑦“礼不下庶人”语出《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⑧“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语出《论语·八佾》：“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意思是，子贡（孔子弟子）想省去每月初一告祭祖庙时宰杀的活羊，孔子说你可惜那只羊，我却可惜那份礼仪。按：告朔，这里指祭庙，“朔”是每月的第一天；饩羊，活羊；赐，子贡名赐；爱，怜惜。

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语出《论语·颜渊》。这是孔子对弟子颜渊的指教。

⑩“多行不义，必自毙”语出《左传·隐公元年》：郑庄公将京城（今河南荥阳东南）封给其弟共叔段，大夫祭仲认为那座城池太大，担心将来共叔段借势作乱；庄公则谓不必担心，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按：毙，踣，犹言摔跟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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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听印象

五四运动以后，好像中国人就发生了一种新脾气，是：倘有外国的名人或阔人新到，就喜欢打听他对于中国的印象。

罗素到中国讲学，急进的青年们开会欢宴，打听印象。罗素道：“你们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急进的青年愤愤然，以为他滑头。

萧伯纳周游过中国，上海的记者群集访问，又打听印象。萧道：“我有什么意见，与你们都不相干。假如我是个武人，杀死个十万条人命，你们才会尊重我的意见。”革命家和非革命家都愤愤然，以为他刻薄。

这回是瑞典的卡尔亲王①到上海了，记者先生也发表了他的印象：“……足迹所经，均蒙当地官民殷勤招待，感激之余，异常愉快。今次游览观感所得，对于贵国政府及国民，有极度良好之印象，而永远不能磨灭者也。”这最稳妥，我想，是不至于招出什么是非来的。

其实是，罗萧两位，也还不算滑头和刻薄的，假如有这么一个外国人，遇见有人问他印象时，他先反问道：“你先生对于自己中国的印象怎么样？”那可真是一篇难以下笔的文章。

我们是生长在中国的，倘有所感，自然不能算“印象”，但意见也好；而意见又怎么说呢？说我们像浑水里的鱼，活得胡里胡涂，莫名其妙罢，不像意见。说中国好得很罢，恐怕也难。这就是爱国者所悲痛的所谓“失掉了国民的自信”，然而实在也好像失掉了，向各人打听印象，就恰如求签问卜，自己心里先自狐疑着了的缘故。

我们里面，发表意见的固然也有的，但常见的是无拳无勇，未曾“杀死十万条人命”，倒是自称“小百姓”的人，所以那意见也无人“尊重”，也就是和大家“不相干”。至于有位有势的大人物，则在野时候，也许是很急进的罢，但现在呢，一声不响，中国“待我这么好，就是要说坏话，也不好说了”。看当时欢宴罗素，而愤愤于他那答话的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②的现在，实在令人觉得罗素并非滑头，倒是一个先知的讽刺家，将十年后的心思豫先说去了。

这是我的印象，也算一篇拟答案，是从外国人的嘴上抄来的。

九月二十日。

（原刊1933年9月24日《申报·自由谈》，后收入《准风月谈》）

①卡尔亲王（CarlGustafOskarFredrikChristian，1911—）当时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侄子。1933年作环球旅行，8月来中国。这里引述他对记者的谈话，见1933年9月20日《申报》。

②由新潮社而发迹的诸公指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五四时期，他们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加入新潮社，投身新文化运动。后来依附国民党，成为亦官亦学的人物，如傅斯年当时已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所长，罗家伦则任中央大学校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吃教

达一①先生在《文统之梦》里，因刘勰②自谓梦随孔子，乃始论文，而后来做了和尚，遂讥其“贻羞往圣”。其实是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③，不但采作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唐有三教辩论④，后来变成大家打诨；所谓名儒，做几篇伽蓝碑文也不算什么大事。宋儒道貌岸然，而窃取禅师的语录。清呢，去今不远，我们还可以知道儒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