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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第1页）

那会儿他八岁。一封电报从医院发来，由于他父亲——一个来自白俄罗斯的移民——不懂英语，只能由莫里来向大家宣布这个消息。他像站在班级前面的学生那样宣读了他母亲的死亡通知书。“我们遗憾地通知您……”他读道。

葬礼的那天早上，莫里的亲友们从位于曼哈顿贫困的下东区的经济公寓楼的台阶上走下来。男人们穿着黑西服，女人们戴上了面纱。附近的孩子们正在去上学。当他们经过时，莫里低下了头，他不想让同学看见他那个样子。他的一个姨妈，一个很壮实的女人，一把抓住莫里嚎啕大哭：“没了母亲你可怎么办呀？你将来会怎么样噢！”

莫里失声痛哭起来。他的同学赶紧跑开了。

葬礼上，莫里看着他们将土铲在母亲的坟上。他竭力回忆着母亲在世时家庭所拥有的那份温馨。她患病前一直经营着一家糖果店，患病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窗前度过的，不是躺着就是坐着，显得十分虚弱。有时她会大声唤儿子给她拿药，在街上玩棍球的小莫里常常假装没听见。他相信，只要他置之不理，疾病就会被驱走的。

你还能让一个孩子如何去面对死亡？

莫里的父亲——人人都叫他查理——是为了逃避兵役而来美国的。他干的是皮毛业，但时常要失业。他没受过什么教育，不会说英语，所以一直很贫穷，家里大部分时间是靠救济度日的。他们的住房就在糖果店的后面，既黑又窄，令人十分压抑。他们没有一件奢侈品。没有汽车。为了挣钱，莫里和他弟弟大卫有时去替别人擦洗门廊的石阶，以换取一个五美分的硬币。

他们的母亲死后，兄弟俩被送到了康涅狄格州森林里的一家小旅馆，那儿好几个家庭住在一块，共用一间大的卧室和厨房。亲戚们认为，那里的新鲜空气对孩子们会有好处的。莫里和大卫从未见过这么大的绿色世界，他们在野外尽情地玩耍。一天吃过晚饭，他们外出散步时天下起了雨。他们没有回家，而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早上，莫里醒后一骨碌爬了起来。

“快，”他对弟弟说，“起床。”

“我起不来。”

“你说什么？”

大卫显得很害怕。“我不能……动了。”

他得了小儿麻痹症。

当然，淋雨并不是得病的原因。但莫里这个年龄的孩子是不会知道的。有很长一段时间——看着弟弟去一个专门的诊所治疗，两脚不得不戴上护套以致留下了跛脚的后遗症——莫里一直在自责。

于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去犹太教堂——独自一人去，因为他父亲不是个教徒——站在那些身穿黑长袍、身子不停晃动的人中间，祈求上帝保佑他死去的母亲和患病的弟弟。

下午，他站在地铁下面叫卖杂志，把挣来的钱交给家里买吃的。

晚上，他瞧着父亲默默地吃着东西，企盼有——但从未得到过——一点感情的交流和关心。

九岁的他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负担。

但就在第二年，莫里得到了感情的补偿：他的继母伊娃。她是个矮小的罗马尼亚移民，长得很普通，一头棕色的鬈发，有着超人的精力。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温暖了这个本来显得抑郁的家。当她新嫁的丈夫沉默不语时，她会滔滔不绝，晚上她给孩子们唱歌。她柔和的声音、传授的知识和坚强的性格抚平了莫里受伤的心灵。他弟弟戴着护套从诊所回来后，他俩同睡在厨房的一张折叠床上，伊娃会来吻他们道晚安。莫里每天像小狗等奶吃那样翘首等待着她的吻，他内心深处感到又有了母亲。

然而，他们仍没有逃离贫穷。他们现在住到了布朗克斯区，那是特里蒙德街上一幢红砖楼房里的一套单间，紧靠着一个意大利露天啤酒店，夏天的晚上那儿常有老人玩室外地滚球。由于经济的萧条，莫里的父亲在皮毛业更难找到工作。有时，当一家人坐在餐桌前时，伊娃拿来的仅仅是面包。

“还有什么？”大卫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