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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在上司依法或依职权做出决定或命令时，下级不能讨价还价，敷衍塞责。服从是确保组织体系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上级若无法指挥下级，整个组织体系就乱套了，会给组织带来灭顶之灾。

淮海战役中的孟良崮之役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管理中令行禁止的重要性。

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王牌军，师长张灵甫是一个刚愎自用、不服从命令的指挥官。张灵甫归黄百韬指挥，但他很不买黄的账。黄百韬的战略本来是：以沂水支流为障，合八十三、七十四、二十五、六十五等四个师连结固守，另以七十四、二十五师各一部固守天马岭及虾蟆岭，形成稳妥并攻协同防极佳的一字长蛇阵。但张拒不受命，放弃天马岭，独占孟良崮，企图充当吸引解放军主力的诱饵，然后以其他三个主力师给共军在外再来个反包围，打个大歼灭战。

张灵甫把七十四师拉上山岗，国共双方统帅一下子全都明白了张灵甫的战略意图。这场战役的胜败就在一个〃快〃字，蒋介石立刻下令附近的国民党军前往支持七十四师，企图里应外合，歼灭解放军主力。解放军也下定决心要在国民党军外援到位以前全歼七十四师。

蒋介石的命令是下了，但是手下将领个个只求自保。八十三师与二十五师离孟良崮不到五公里，八十三师部由于张脱离防线，自感过于孤立，而且师长李天霞极其讨厌张灵甫，见张部被围后并不往救，反率部与后方的六十五师靠近，以图自保。而二十五师黄百韬部及六十五师李振部也愤恨张打乱战局，不听命令，并不主动加以救援。结果，四十五万国民党军眼睁睁地看着〃兄弟〃七十四师在上了孟良崮不过二日之后，全师三万多将士全数被歼，师长张灵甫阵亡。

在战机瞬息即逝的情况下，比拼的是行动速度的快慢，而这要依靠一个有效的指挥系统，能够使指挥官的命令以最快的速度传达到下级单位，这就需要使权力等级链条清晰简练，高效稳定，使下属单位能迅速配合决策层的意图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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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劳力人：权本管理（6）

国民党军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做到令行禁止。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人抗命不遵乃兵家大忌。其实下属抗命不遵也是一般管理中的大忌。首先是张灵甫不服从命令，破坏了国民党军的战略布局。其次是在最高指挥官蒋介石下令各部支援时，各部纷纷只求自保，并不忠实执行蒋的命令，贻误战机，最终导致七十四师被完歼。国民党军失败的原因正好是解放军胜利的原因。解放军各部队在接到命令后都立即忠实执行，抢占了先机，并最终夺取了胜利。

……赏罚分明

赏罚分明有利于对员工或下属行为形成良性的引导与约束。赏罚不明，只会导致人心不服，军心涣散，各自为政，相互猜忌。因此，对服从命令，忠诚执行命令的要予以肯定，对执行得好的，还要予以适当的物质与精神的奖励；相反，对那些抗命不遵、玩忽职守或者阳奉阴违者，应坚决惩处，决不姑息，以儆效尤。

公元前356年，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奖励耕织，生产多的可以免徭役；废除贵族世袭特权，制定按军功大小给予爵位等级的制度；推行连坐法。　变法令下达后；商鞅以三丈之木置于国都南门；募民有能徙木于北门者赏十金，但无人响应。他又将赏金增至五十金，有一人应募；即获得五十金；以此来取信于民。当时太子犯法，商鞅刑其师傅公子虔、公孙贾。

商鞅变法能成功推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仅能做到令行禁止，而且做到了赏罚分明。故《战国策》评价道：〃商君治秦，法令至行，公平无私，罚不讳强大，赏不私亲近。〃

在企业管理中，处罚措施必须严格执行，毫不含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坏榜样的危害也是无穷的〃，当罚不罚严重破坏了游戏规则，其结果是损害了企业各项管理制度的威信。

5．权力之美……寻找集权与分权的黄金分割点

……集权与分权的千年之争

集权与分权一般是指领导方式，即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时，对待下级和部属的态度和行为的表现，它其实是权力（主要是决策权）在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分配格局，它往往反映了某种类型的领导体制和组织体制。

集权意味着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向处于较高管理层次的职位集中，它是以领导为中心的领导方式，分权是指决策权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到处于较低管理层次的职位上，是以下属为中心的领导方式。需要指出的是，授权与分权涵义相近，分权一般是从静态的结构性的角度来理解权力在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分配，而授权往往是从管理者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待权力从领导者向下属的委托或转移，故人们往往把分权与授权相提并论，等同使用。

关于权力在管理中的作用，自从有人类或者说有管理以来，就一直存在集权与分权的长期争论，并相应泾渭分明地分为集权派与分权派两种主张，可谓千年之争。

就公共管理和国家管理来说，有一个集权和分权此消彼长的〃钟摆定律〃。以美国的国家管理为例：建国之初，建国者们出于对宗主国英国的封建专制集权的厌恶和恐惧，选择建立了一个非常弱势的联邦政府，但实践证明，弱势的联邦政府没有能力应对危机，阻碍新生国家的统一和发展。经过激烈的辩论，建国者们最终选择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当然，在行政国家出现之前，联邦政府一直是个标准的小政府，也是分权的政府。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带来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成为标准的国家管理哲学，政府逐渐变得越来越集权，越来越庞大。相应的，州和地方政府的权限则越来越小。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以来，联邦政府又开始了一轮试图给自己瘦身、削权的运动，将很多权力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和社会组织。

具体到企业管理，集权派认为，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分享权力，往往会增大企业风险，这还不如集权来得稳妥。

当前，国内的职业经理人市场远未规范和成熟，道德水平和业务技能水平都良莠不齐；根本就没有一个大家能共同遵守、同时又具备一定监督约束性的法规与条例。许多职业经理在搞垮一个企业后，照样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换到另外一家企业上班。即便是在企业内部提拔起来的中高级管理人员，在获得一定的权力之后；也经常发生背信弃义的事情出来。因此，在个人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尺进行鉴定、监督、约束的机制下，无论是把权力让外聘的职业经理人还是内部提拔起来的下属分享，都存在较大的风险性。若企业收益不能增加，权力分享反倒带来不必要的风险，那还是不要分享为好。不分权当然是选择集权的治理模式。

分权派的观点则相反，认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如果高度集权，甚至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和约束，企业的命运就会很危险。当年广州太阳神集团的怀汉新、中山爱多的胡志标，到新近的三水健力宝集团的李经伟和张海，都是因为高度集权把企业弄垮掉了。　因此，分享权力是企业管理的基本需要，它可以降低管理成本，留住核心人才，使企业做大做强。　戴尔公司首席执行官罗林斯和戴尔的办公室之间仅隔一面玻璃墙，他们在工作中相互找出缺点，并在工作出现失误时共同承担责任。戴尔曾提出建议，在没有征得对方同意的情况下，两人不得做出任何重大决定。在权力的顶端，戴尔更偏向处理顾客与技术方面的事情，而罗林斯则主管经营和策略。在权力的中下端，戴尔则以一种〃工作细分〃的策略进行分权。尽管分工明确，戴尔仍提倡沟通交流。这种权力的分享，有效地推动了戴尔公司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