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两个人说话了。
第一个是李春芳,作为朝廷的首辅,他不表态也说不过去,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既没有攻击海瑞,也没有处分他,却拿着海瑞的奏疏,说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照海瑞的这个说法(举朝之士,皆妇人也),我应该算是个老太婆吧!”
还真是个老实人啊。
另一个人是高拱,其实事情闹到这个份上,也算拜他所赐,在这最后摊牌的时刻,他终于揭示了其中的奥妙:
“海瑞所做的事情,如果说都是坏事,那是不对的,如果说都是好事,那也是不对的,应该说,他是一个不太能做事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价。
面对这个污浊的世界,海瑞以为只有自己看到了黑暗,他认为,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
然而他错了。
海瑞是糊涂的,事实证明,徐阶看到了,高拱看到了,张居正也看到了,他们不但看到了问题,还有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海瑞唯一能做的,只是痛骂而已。
所以从始至终,他只是一个传奇的榜样,和一件好用的工具。
隆庆五年(1571),海瑞回到了海南老家,但这位主角的戏份还没完,十多年后,他将再次出山,把这个传奇故事演绎到底。
在海瑞的帮助下,高拱终于料理了徐阶,新仇旧怨都已解决,大展拳脚的时候到了。
其实从根本上说,高拱和徐阶并没有区别,可谓是一脉相承,他们都是实干家,都想做事,都想报效国家,但根据中国的传统美德,凡事都得论个资历,排个辈分,搞清楚谁说了算,大家才好办事。
现在敢争敢抢的都收拾了,高拱当老大了,也就该办事了。
于是历时三年,闻名于世的高拱改革就此开始,史称“隆庆新政”。
说实话,这个所谓新政,实在是有点名不副实,因为即使你翻遍史书,也找不出高先生搞过什么新鲜玩意,他除了努力干活外,即不宣誓改革,也不乱喊口号,但他执政的这几年,说是国泰民安、蒸蒸日上,也并不夸张,可见有时候不瞎折腾,就是最好的折腾。
但要说高先生一点创新进步都没有,那也是不对的,徐阶是明代公认的顶级政治家,他的权谋手段和政务能力除张居正外,可谓无人匹敌,但这位高兄在历史上却能与之齐名,是因为他虽在很多地方不如徐阶,却在一点上远远超越了这位前辈——用人。
具体说来,他用了三个人。
第一个,叫做潘季驯。
一般说来,要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并不需要惭愧,但如果你的专业是水利,那我只能劝你回去再读几年书。
几年前,我曾看到过这样一条新闻,大意是水利工作者们开动脑筋,调集水库积水统一开闸,冲击泥沙,缓解了黄河的淤积情况,意义重大云云。
虽说搞水利我是门外汉,但如果没有记错,早在四百多年前,潘季驯先生曾经这样做过,而它的名字,叫做“束水冲沙法”。
潘季驯,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浙江吴兴人,明清两代最伟大的水利学家。
这位兄台算是个奇人,高考成功后被分配到江西九江当推官,管理司法,他的官运也不错,十几年就升到了监察院右佥都御史,成为了一名高级言官。
恰好当时黄河决堤泛滥,灾民无数,高拱刚刚上台,急得没办法,四处找人去收拾残局,恰好有一次和都察院的一帮言官吵架,潘季驯也在场,高拱看这人比较老实,也不乱喷口水,当即拍板:就是你了,你去吧!
张居正是个比较谨慎的人,觉得这样太儿戏,就去查了潘季驯的底,急忙跑来告诉高拱:这人原来是个推官,法律和水利八杆子打不着,他怎么懂得治水?
高拱却告诉他:只管让他去,他要不会治水,你只管来找我。
事实证明,高学士的眼光确实很毒,虽说没学过水利专业,潘季驯却实在是个水利天才,他刚一到任,堵塞缺口之后,便下令把河道收窄。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命令,大凡治河都是扩宽河道,这样才有利于排水,收缩河道不是找死吗?
施工的人不敢干,跑来找潘季驯。
潘季驯说你只管干,出了事我负责。
于是奇迹出现了,收缩河道之后,黄河不但没有泛滥,决堤的出现也大大减少,大家都惊叹不已。
看上去很神奇,实际上很简单,在长期的观察中,潘季驯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黄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河道逐年升高,形成了岸上河,于是河堤也越来越高,稍有不慎一旦决堤,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住在黄河边上的人应该深有体会)
而要降低河道,就必须除掉河里的泥沙,好了,关键就在这里,怎么除沙呢?
找人去挖,估计没人肯干,也没法干,找挖掘机,那还得再等个几百年,用什么才能把这些泥沙除去呢?潘季驯苦思冥想,终于醒悟,原来那件制胜的武器就在他的眼前——水。
收紧河道,加大水的冲力,就可以把河底的泥沙冲走,所谓“水流沙中,沙随水去”,就此大功告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