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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悉从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议奏：“古者丘郊不异，宜并圆丘方泽于南北郊，更修治坛兆。其二至之祀，合于二郊。”帝又从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肃议也。是月庚寅冬至，帝亲祠圆丘于南郊。自是后，圆丘方泽不别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诏曰：“《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则明上帝不得为天也。往者众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且《诗序》曰：‘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创业，既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其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亲郊礼。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愍帝都长安，未及立郊庙而败。

元帝中兴江南，太兴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贺循依据汉、晋之旧也。三月辛卯，帝亲郊祀，飨配之礼，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书令刁协、国子祭酒杜夷，议宜须旋都洛邑乃修之。司徒荀组据汉献帝居许，即便立郊，自宜于此修奉。骠骑王导、仆射荀崧、太常华恆、中书侍郎庾亮皆同组议，事遂施行。按元帝绍命中兴，依汉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礼。江左不立明堂，故阙焉。明帝太宁三年七月，始诏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于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张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晋旧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将北郊，有疑议。太常顾和表曰：“泰始中，合二至之祀于二郊。北郊之月，古无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阳复。汉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则与南郊同月。及中兴草创，百度从简，合北郊于一丘。宪章未备，权用斯礼，盖时宜也。至咸和中，议别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后汉，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称周礼，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于是从和议。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亲奉。

安帝元兴三年三月，宋高祖讨桓玄走之。己卯，告义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尘江陵未返。其明年应郊，朝议以为宜依周礼，宗伯摄职，三公行事。尚书左丞王纳之独曰：“既殡郊祀，自是天子当阳，有君存焉，禀命而行，何所辨也。斋之与否，岂如今日之比乎？议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极尊，唯一而巳，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尝，嫡子居外，庶子执事，礼文炳然。未有不亲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禅，用二月郊，元帝中兴，以三月郊。今郊时未过，日望舆驾。无为欲速而无据，使皇舆旋返，更不得亲奉。”遂从纳之议。

晋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禅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设坛南郊，受皇帝玺绂，柴燎告类。策曰：“皇帝臣讳，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晋帝以卜世告终，历数有归，钦若景运，以命于讳。夫树君司民，天下为公，德充帝王，乐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汉、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勋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训无穷。晋自东迁，四维弗树，宰辅焉依，为日已久。难棘隆安，祸成元兴，遂至帝王迁播，宗祀湮灭。讳虽地非齐、晋，众无一旅，仰愤时难，俯悼横流，投袂一麾，则皇祚克复。及危而能持，颠而能扶，奸宄具歼，僭伪必灭。诚否终必泰，兴废有期。至于拨乱济民，大造晋室，因藉时运，以尸其劳。加以殊俗慕义，重译来款，正朔所暨，咸服声教。至乃三灵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协，岁月兹著。是以群公卿士，亿兆夷人，佥曰皇灵降监于上，晋朝款诚于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极不可以暂旷。遂逼群议，恭兹大礼。猥以寡德，托于兆民之上。虽仰畏天威，略是小节，顾深永怀，祗惧若厉。敬简元日，升坛受禅，告类上帝，用酬万国之嘉望。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灵是飨。”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亲郊祀。文帝元嘉三年，车驾西征谢晦，币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刘义宣、臧质，干时犯顺，滔天作戾，连结淮、岱，谋危宗社。质反之始，戒严之日，二郊庙社，皆已遍陈。其义宣为逆，未经同告。舆驾将发，丑徒冰消，质既枭悬，义宣禽获，二寇俱殄，并宜昭告。检元嘉三年讨谢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庙。贼既平荡，唯告太庙、太社，不告二郊。”礼官博议。太学博士徐宏、孙勃、陆澄议：“《礼》无不报。始既遍告，今贼已禽，不应不同。”国子助教苏玮生议：“案《王制》，天子巡狩，‘归，假于祖祢’。又《曾子问》：‘诸侯适天子，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牲币，反亦如之。诸侯相见，反必告于祖祢，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诸侯将出，必以币帛皮圭，告于祖祢。反必告至。’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郑云：‘出入礼同。’其义甚明。天子出征，类于上帝，推前所告者归必告至，则宜告郊，不复容疑。元嘉三年，唯告庙社，未详其义。或当以《礼记》唯云‘归假祖祢’，而无告郊之辞。果立此义，弥所未达。夫《礼记》残缺之书，本无备体，折简败字，多所阙略。正应推例求意，不可动必征文。天子反行告社，亦无成记，何故告郊，独当致嫌。但出入必告，盖孝敬之心。既以告归为义，本非献捷之礼。今舆驾竟未出宫，无容有告至之文；若陈告不行之礼，则为未有前准。愚谓祝史致辞，以昭诚信。苟其义舛于礼，自可从实而阙。臣等参议，以应告为允，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依旧公卿行事。”诏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寻旧仪，庙祠至尊亲奉，以太尉亚献；南郊亲奉，以太常亚献。又庙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则不灌。而郊初灌，同之于庙，送神又灌，议仪不同，于事有疑。辄下礼官详正。”太学博士王祀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佐王保国，以吉礼事鬼神祗，禋祀昊天。’则今太常是也。以郊天，太常亚献。又《周礼》外宗云：‘王后不与，则赞宗伯。’郑玄云：‘后不与祭，宗伯摄其事。’又说云：‘君执圭瓚稞尸，大宗伯执璋瓚亚献。’中代以来，后不庙祭，则应依礼大宗伯摄亚献也。而今以太尉亚献。郑注《礼·月令》云：‘三王有司马，无太尉。太尉，秦官也。’盖世代弥久，宗庙崇敬，摄后事重，故以上公亚献。”又议：“履时之思，情深于霜露；室户之感，有怀于容声。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处。郑注《仪礼》有司云，天子诸侯祭于祊而绎。绎又祭也。今庙祠阙送神之稞，将移祭于祊绎，明在于留神，未得而杀。礼郊庙祭殊，故灌送有异。”

太常丞硃膺之议：“案《周礼》，大宗伯使掌典礼，以事神为上，职总祭祀，而昊天为首。今太常即宗伯也。又寻袁山松《汉·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亚献，光禄掌三献。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礼仪及行事，掌赞天子。’无掌献事。如仪志，汉亚献之事，专由上司，不由秩宗贵官也。今宗庙太尉亚献，光禄三献，则汉仪也。又贺循制太尉由东南道升坛，明此官必预郊祭。古礼虽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亚献，汉仪所行。愚谓郊祀礼重，宜同宗庙。且太常既掌赞天子，事不容兼。又寻灌事，《礼记》曰：‘祭求诸阴阳之义也。殷人先求诸阳。’‘乐三阕然后迎牲。’则殷人后灌也。‘周人先求诸阴’，‘灌用鬯，达于渊泉。既灌，然后迎牲。’则周人先灌也。此谓庙祭，非谓郊祠。案《周礼》天官：‘凡祭祀赞王祼将之事。’郑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庙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始有灌，于礼未详。渊儒注义，炳然明审。谓今之有灌，相承为失，则宜无灌。”通关八座丞郎博士，并同膺之议。尚书令建平王宏重参议，谓膺之议为允。诏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舆驾亲奉。至时或雨。魏世值雨，高堂隆谓应更用后辛。晋时既出遇雨，顾和亦云宜更告。徐禅云：‘晋武之世，或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礼官议正并详。若得迁日，应更告庙与不？”博士王燮之议称：“遇雨迁郊，则先代成议。《礼》传所记，辛日有征。《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郑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择元日，祈谷于上帝。’注曰：‘元日，谓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载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谷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时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从，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从，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则郊祭之礼，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晋氏或丙、或己、或庚，并有别议。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禅，斯则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并圆丘方泽二至之祀合于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圆丘。是犹用圆丘之礼，非专祈谷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飨，既行夏时，虽得迁却，谓宜犹必用辛也。徐禅所据，或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郑玄注曰：‘受命，谓告退而卜也。’则告义在郊，非为告日。今日虽有迁，而郊祀不异，愚谓不宜重告。”

曹郎硃膺之议：“案先儒论郊，其议不一。《周礼》有冬至日圆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谷于上帝。郑氏说，圆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喾配，所谓禘也。祈谷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谓郊也。二祭异时，其神不同。诸儒云，圆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体言之，谓之圆丘。名虽有二，其实一祭。晋武舍郑而从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无常辛。然则晋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禅议也。江左以来，皆用正月，当以传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晋不改正朔，行夏之时，故因以首岁，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礼，‘过时不举’。今在孟春，郊时未过，值雨迁日，于礼无违。既已告日，而以事不从，禋祀重敬，谓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书何偃议：“郑玄注《礼记》，引《易》说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礼》，凡国大事，多用正岁。《左传》又启蛰而郊。则郑之此说，诚有据矣。众家异议，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盖曲学之辩，于礼无取。固知《谷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谓肤浅也。然用辛之说，莫不必同。晋郊庚己，参差未见前征。愚谓宜从晋迁郊依礼用辛。燮之所受命作龟，知告不在日，学之密也。”右丞徐爰议以为：“郊祀用辛，有碍迁日，礼官祠曹，考详已备。何偃据礼，不应重告，愚情所同。寻告郊克辰，于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斋，养牲在涤，无缘三月。谓毛血告泬之后，虽有事碍，便应有司行事，不容迁郊。”众议不同。参议：“宜依《经》，遇雨迁用后辛，不重告。若杀牲荐血之后值雨，则有司行事。”诏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诏曰：“朕载新宝命，仍离多难，戎车遄驾，经略务殷，禋告虽备，弗获亲礼。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谒上帝。”有司奏检，未有先准。黄门侍郎徐爰议：“虞称肆类，殷述昭告。盖以创世成功，德盛业远，开统肇基，必享上帝。汉、魏以来，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伪楚，晋安帝尚在江陵，即于京师告义功于郊兆。伏惟泰始应符，神武英断，王赫出讨，戎戒淹时，虽司奉弗亏，亲谒尚阙。谨寻晋武郊以二月，晋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庆，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谓宜下史官，考择十一月嘉吉，车驾亲郊，奉谒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飨。其余祔食，不关今祭。”尚书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议。参议为允，诏可。

泰始六年正月乙亥，诏曰：“古礼王者每岁郊享，爰及明堂。自晋以来，间年一郊，明堂同日。质文详略，疏数有分。自今可间二年一郊，间岁一明堂。外可详议。”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议：‘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荐，于义为黩。明诏使圆丘报功，三载一享。明堂配帝，间岁昭荐。详辰酌衷，实允懋典。’缘谘参议并同。曹郎王延秀重议：‘改革之宜，实如圣旨。前虞愿议，盖是仰述而已，未显后例。谨寻自初郊间二载，明堂间一年，第二郊与第三明堂，还复同岁。愿谓自始郊明堂以后，宜各间二年。以斯相推，长得异岁。’通关八座，同延秀议。”后废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还复同日，间年一修。

汉文帝初祭地祇于渭阳，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社祠于汾阴，亦以高帝配。汉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则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礼》享先妣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坛，山川群望皆在营内，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冯鲂告高庙，以薄后代吕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坛，地祇众神，共在天郊也。

晋成帝立二郊，天郊则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钩陈、北极、雨师、雷电、司空、风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则四十四神，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医无闾山、蒋山、松江、会稽山、钱唐江、先农凡四十四也。江南诸小山，盖江左所立，犹如汉西京关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羡之、尚书令亮等奏曰：“臣闻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宪章天人，自昔之所同。虽因革殊时，质文异世，所以本情笃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协灵祗，有命自天，弘日静之勤，立蒸民之极，帝迁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圣哲嗣徽，道孚万国。祭礼久废，思光鸿烈，飨帝严亲，今实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于地祗之配，虽礼无明文，先代旧章，每所因循，魏、晋故典，足为前式。谓武敬皇后宜配北郊。盖述怀以追孝，跻圣敬于无穷，对越两仪，允洽幽显者也。明年孟春，有事于二郊，请宣摄内外，详依旧典。”诏可。

晋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时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诏曰：“郊祀礼典所重，中间以军国多事，临时有所妨废，故每从奏可。自今方外事简，唯此为大，亲奉禋享，固常典也。”

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顾和启：“宜还，更克日。”诏可。汉明帝据《月令》有五郊迎气服色之礼，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阳，祭其帝与神，车服各顺方色。魏、晋依之。江左以来，未遑修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诏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汉，汶邑斯尊。所以职祭罔愆，气令斯正，鸿名称首，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