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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元代门派政治与明教运动1279年1336年（第1页）

元代门派政治的兴起

正如人们在上一个世纪的宋金战争中已经见到的，13世纪蒙古帝国对中国的征服也带来了严峻的武术断层问题。随着老一辈武术大师的逝去，多种威力强大的绝技也湮没无闻。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绝少再出现“五绝”层次的大师级人物。这一悲惨境况不仅标志着中国武术的长期衰落，也导致了武术世界结构的深刻变革：个人的力量显著下降后，门派的重要性就日渐凸现出来。门派不仅是武术本身的标志或武术传承的形式，它本身就成为武术家联合的最重要组织，并且以此形式攫取了武术世界的领导权。

门派首先具有武术传承的意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武术必须通过人际的教学才可能传授给他人。学生从教师那里学习到实际的格斗技术，作为自卫及谋生的手段，在动乱的时代所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对其他文化知识的学习，当然也因此会受到许多人的欢迎。

但另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来看，与其他学术的传授不同，教授学生武术是一项危险的工作。天资聪颖的学生经过认真修习，武术水准不难凌驾于较平庸的老师之上，一个超过自己而又品行不端的学生，构成了对教师的人身威胁。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反叛和欺凌自己的老师会被武术界视为最大的禁忌和罪恶。而教师也被默认拥有对学生的人身支配权，在儒家文化的支持下，教师被称为“师父（teacher‐father）”，亦即具有与父亲相等的地位——在中国，正如在中世纪的西方一样，父亲拥有随意处置自己子女的家长权。

但是在这种束缚关系下，天平又会向另一头倾斜，学生在教师的至高权威下丧失了基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例如前面所提到的，黄药师的弟子就可以随意被他所杀死或致残。这种黑格尔式的正反辩证运动最后导致作为“合题”的门派的出现：学生和教师都是门派的一部分，也都必须受门派内部规定的制约。学生不允许反叛老师，但是老师也不允许随意杀戮欺凌学生。双方都必须忠于更高的门派。而门派进行内部管理的执行人员就是“掌门人（TheGate‐Holder）”，掌门人虽然拥有极高的权威，但是同样受门规的制约。132

门派的出现，导致个人对门派形成人身依附关系，最终使得单纯的武术传授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拥有共同利益的武术家集团。每一个武术家都有在政治上效忠，从经济上供奉，并且在危急时支援自己门派的义务，同时也有享受门派的武力保护和武术学习的权益。这种忠诚当然是以武术传播的排他性为代价的，如果不加入某个门派，能够获得该门派武术传授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一制度事实上的结果，就是武术教学上的严格限制，以及某种武术“知识产权”意识的萌芽。这既是武术繁荣的象征，也是元代以后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显地，门派有着武术学院的意义，它为武术家的成长创造了一个和其他社会生活相分离的环境。一般说来，只有经过至少5‐10年的集中学习，才可能达到武术世界的入门水准，但这在缺乏门派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门派是这样一个机制，武术学习者通过签订为自己门派服务的契约，而换取长期的投入的武术教学。也通过这种方式，门派对其成员就具有了人身控制权，武术家所获取的超人力量，也成为了门派自身的力量。它能够以此为基础，在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去攫取权力。这是门派政治兴起的基本动因。

但门派运动中也隐藏着潜在的弊端：各门派既然被分开了，他们虽不介意其成员去学习其他门派的武术，但是却绝不希望自己的武术被其他门派得知。这将导致各门派之间的相互防范和敌对。门派之间的对立也会导致武术家技能的单一化，使得格斗水平停步不前。如果个人的力量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准，会使得对门派的依赖性更为增强，个人与其门派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而这无疑只会进一步加剧门派之间的对立趋势。这一恶性循环将导致门派政治在几个的繁荣后陷入无法逆转的衰落。

从以武术家个人为本位，到以门派为本位，这一历史转型经过了长达数个世纪的演变。如我们所知道的，从7世纪的少林寺开始，就出现了武术门派的雏形。但与其说是独立的实体，不如说更多是培养武术家的组织。在前台进行活动的是萧峰、独孤求败和新老五绝这样的个体武术家，而非其门派。但关键性转折发生在13世纪下半叶的宋元交替时期。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由此被区分开来了。

战后武术世界最早的新生力量是1283年成立的峨嵋派，这一门派的创始人是郭靖的女儿郭襄。她的父母和姐姐、兄弟在1273年以来的一系列军事冲突中陆续丧生，唯独她本人幸免于难。为亲人复仇的渴望成为郭襄投身抵抗运动的最大动力，而她在13世纪60年代的游历则为她提供了江湖世界中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加上作为郭靖和黄蓉女儿的极具号召力的独特身份，使得她足以组织起一支令人生畏的地下抵抗力量。但最后，郭襄及其支持者被迫退向四川盆地。第二年，郭襄不得不宣誓成为一名佛教修女，当然，这只是对其领导的地下抵抗运动的掩饰，郭襄及其弟子们的民族主义热情同佛教的虚无主义可谓南辕北辙。由于郭襄本身为女性，她的门派大多数由妇女组成，这些妇女大都在蒙宋战争中失去了亲人或丈夫，因此和她们的领导人一样充满了复仇的渴望。

昆仑派是另一个在13世纪末崛起的武术门派，该门派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北宋和西夏时期，但是其早期发展由于史料的匮乏仍然不得而知。由于其位于中国突厥斯坦和西藏高原交界的昆仑山脉，与中原本土的往来较少，长期以来，昆仑派一直缺乏发展的空间。对昆仑派来说，幸运的是，蒙古人对欧亚大陆的空前征服带来了中西方商路的畅通，也使得本来位于帝国边陲的昆仑山一跃而成为中西方交通的枢纽所在。与此同时，许多中原地区的汉人为了逃避战祸和征服者的压迫逃到昆仑山中，为昆仑派带来宝贵的人力资源。

从13世纪70年代开始，被称为“昆仑山神圣的三位一体（DivineTrinityinKunlunMountains）”的著名武术家何足道成为昆仑派的掌门人，他充分利用了蒙元入侵带来的机遇，使得昆仑派开始了空前的发展。在短时间内，这一门派不但填补了“西方毒蛇”的白驼山势力衰落以来西北地区武术界的空白，而且积极向东部进军，参与了中原地区对蒙古人的抵抗事业。据称这和何足道和郭襄的交往有关。关于何足道和郭襄之间的罗曼史有很多传说，不过唯一可信的记载是他们曾经于1262年在少林寺有过一次短暂的邂逅。133

这一时期还目睹了华山与崆峒两个门派的崛起。此后几个世纪中的一系列著名武术家如风清扬、令狐冲、穆人清、袁承志等都出自华山派，但在三次“华山论剑”的时代显然还不存在。它必然创建于1259年到13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

事实上，华山派并非无中生有，而是来自全真教的旁支，其创始人正是王喆的弟子，“七大师”之一的郝大通。王重阳去世后，郝大通曾经在华山居住，并在当地招收了一些弟子，而华山派的武术传统，从“紫霞”和“混元”这样的内功体系就可以看出无疑是属于道家的。在张志敬的全真教主体归附于元朝之后，华山派的迅速兴起也就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以郝大通的弟子为代表的一部分抵抗派全真教修士与亲元派决裂后创立的新门派，在这过程中，必然也吸收了大批世俗的武术家和军人，使得这一门派在约半个世纪后就世俗化了。

另外我们怀疑，曾刺杀元朝阿合马丞相的王著和高和尚可能是崆峒派的成员。这一门派的起源已经无从得知，但其崛起的迅速大概同样要归功于南宋覆灭带来的武术势力大洗牌。

在云南，宋代的无量剑和大理天龙寺的武术势力在被元军攻破后，不久后其残余力量又重组成为了点苍派，出现了浮尘子、古松子和归藏子等著名剑术家。但这一门派的影响仅局限于云南地区。134最后要讨论的是元代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武术集团：少林和武当。这两个主要势力的矛盾与冲突将对十四世纪的武术界走向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在全真教崛起，尤其是火工头陀之乱后，少林寺无论从意识形态上还是从势力范围上都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悖论的是，恰恰是极度衰落的状况使这一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门派在12世纪以来的政权交替中置身事外，保存了大部分的实力。在北方被蒙古人征服后，蒙古朝廷对佛教的日渐尊崇使少林寺免受了军队的洗劫，甚至还一度得到蒙古王公的宠幸。1268年，少林寺心禅堂的高僧福裕在蒙哥汗的御前比武大会上挫败全真教的掌教张志敬，依靠蒙古政府的支持收回了被全真教侵占的权益，也令全真教盛况不再。135

但不久后，汉传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优势地位就被更加富有吸引力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甚至基督教所压倒。金轮仁波切和八思巴等人受到的尊崇令少林高僧望尘莫及。在汗八里宫廷中争竞无望的少林寺开始回过头来，设法重新争取百废待兴的中国武术世界。持消极保守态度的方丈天鸣去世后，主张倒向蒙古方面的无相禅师倒台，支持汉人抵抗运动的无色禅师得以掌握大权，此人曾参与杨过领导下的汉人游击战争，在襄阳会战中对蒙古军团进行过大胆的军事突袭。136

在13世纪50年代，埋没多年的高级武术教程《九阳真经》（CanonicusVerusEnneadi）被意外地发现了。一位籍籍无名的少林僧侣觉远和他的弟子张君宝学习了这部经典武术，在1262年无色也从觉远那里获悉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无色在吸收《九阳真经》的基础上，创造了“少林九阳功”的高超武术——少林派得以复兴也部分仰仗于此。在13世纪80年代，无色禅师成为少林的新一任方丈，并领导少林走向了武林中的领袖地位——在这个时期的武术世界版图中，已经没有力量能够与之竞争。

到了14世纪初，少林寺再度在武术世界受到旧时代的尊敬，并蒸蒸日上。但是很快，少林发现了一个足以和自己并驾齐驱的对手，此人恰恰是它自身培养出来的掘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