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你的信在我这里。”我说。
“我的?”她问。
电话相距极远,加上串线,说话须特别加大音量,以致双方的话语都失去了微妙的韵味,就好像站在四面来风的山冈上竖起大衣领说话。
“本来是给我的信,但总觉得像是给你的。”
“是觉得对吧?”
“是的。”我说。说罢,觉得自己似乎在干一件十分滑稽的傻事。
她沉默片刻。这工夫不再串线了。
“你同鼠之间有什么我并不清楚,但他托我见你,所以才打这个电话,而且我想这封信还是请你看看为好。”
“就为这个特意从东京赶来?”
“是这样的。”
她清下嗓子,道声对不起,“你们是朋友?”
“我想是的。”
“可为什么不直接给我写信呢?”
的确言之有理。
“不明白。”我老实回答。
“我也不明白。好些事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或者说还没结束?”
那我也不明白。“不明白。”我说。我躺在酒店的床上,手握听筒望着天花板。心情就好像躺在海底清点鱼影,全然不知晓数多少条才能数完。
“他消失不见是五年前的事,那时我二十七岁。”语声非常温和,只是听起来仿佛是从井里传上来的。“时过五年,很多事情都完全变样了。”
“呃。”
“说实话,就算什么都没变,我也不能那样认为,不想那样认为。如果那么认为,哪里都去不成。所以,我是迫使自己认为什么都变样了的。”
“似乎可以理解。”我说。
我们稍稍沉默。先开口的是她:
“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
“五年前的春天。不久他就消失了。”
“跟你说什么了吧?也就是离开的缘由……”
“没有。”
“悄悄消失的?”
“是那样的。”
“当时怎么觉得的?”
“指对悄悄消失?”
“嗯。”
我从床上坐起,靠住墙,“这个嘛,本以为半年一过准保回来,毕竟他不是干什么都持之以恒那种类型。”
“但没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