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旭川换车,继续乘列车向北越过盐狩岭,同九十八年前阿伊努小伙子和十八个贫苦农民所走的大体是同一路线。
秋日的阳光清晰地辉映出原生林的残姿和通红欲燃的斑斓的花楸树。大气寂寂然纤尘不染。凝眸看去,但觉眼睛作痛。
车厢一开始很空,中途给上学的男女高中生挤得水泄不通,他们的吵嚷声欢笑声头皮味儿莫名其妙的话语无可排泄的性欲充溢四周。如此状况约持续三十分钟后,他们在一个站忽然了无踪影了。列车重新归于空空荡荡,不闻任何话声。
我和她各分一半巧克力嚼着,各自观望外面的风景。阳光静静地倾泻在地表。感觉上各种物体是那样遥远,就好像倒过来看望远镜一样。女友用沙哑的口哨低声吹了一会《乔尼·B你好》的旋律。我们久久地——从来没有这么久——沉默不语。
下车已经十二点多了。下到月台,我用力挺直身体,做了个深呼吸。空气清澈得几乎使肺叶猛然向上一缩。太阳光暖洋洋舒坦坦地抚摸着肌肤。但气温无疑比札幌低了两度。
铁路沿线排列着几座砖瓦结构的旧仓库,旁边直径达三米的圆木呈金字塔形摞了上去,黑乎乎的,吸足了昨夜的雨水。我们乘来的列车开走后,再无一个人影,唯有花坛里的万寿菊在清冷冷的风中摇头晃脑。
从月台看去,这是个典型的地方小城。有不大的商店,有乱糟糟的主街,有汇集十条线路左右的公共汽车总站,有导游图。一看就觉得了无情趣。
“这就是目的地?”她问。
“不,不是。还要在这里换一次车。我们的目的地要比这里小很多很多。”我打个哈欠,再次做个深呼吸,“这是中转站,第一批拓荒者在这里往东边转向。”
“第一批拓荒者?”
我在候车室没有生火的炉前坐下,在等下班车的时间里向她扼要介绍了十二瀑镇的历史。由于年号复杂,我以《十二瀑镇的历史》卷末资料为基础,在手册空白页上列了个简单的年表。手册左边写十二瀑镇的历史,右边写日本史上的主要事件——满不错的历史年表。
例如,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旅顺俄军投降,阿伊努人之子战死。据我的记忆,这也是羊博士出生那年。历史在某处总会有点儿联系。
“这么看来,日本人好像是在战争夹缝中活过来的。”她对比看着左右年表说道。
“有点儿。”我说。
“为什么那样呢?”
“比较复杂,一两句说不清。”
“唔——”
跟大多数候车室一样,这儿的候车室也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长椅难坐得很,烟灰缸里满满地挤着吸足水的烟头,空气闷乎乎的,墙上贴着几张观光景点的广告画和通缉犯名单。除去我俩,只有一个身穿驼色毛衣的老人,一个领着四五岁男孩的母亲。老人丝毫不改变一度摆好的姿势,专心看一本小说杂志,翻书页时简直像在揭橡皮膏,翻罢这页到翻下一页竟花了十五分钟。那对母子看上去颇像处于倦怠期的夫妻。
“归根结蒂,大家都穷,以为弄得好可以从贫穷中挣扎出来。”我说。
“像十二瀑镇人那样?”
“是的。所以大家才拼死拼活地耕田。可是差不多所有拓荒者都是在贫穷中死去的。”
“为什么?”
“土地的关系。北海道是冷土地,几年必遭一次霜害。庄稼收不上来,自己吃的都没有。没有收入,煤油买不起,来年种苗也买不起。这样,只有以土地为担保从高利贷那里借钱。但这里农业生产率不高,不足以偿还高利贷利息。结果地被没收,很多农民就这样沦落成了佃农。”
我啪啦啪啦地翻动《十二瀑镇的历史》。
“一九三〇年自耕农比例跌到十二瀑镇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六。昭和初期经济严重萧条,再加上霜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