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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吸血者口中解放他们?有谁挺身当此难局?我问问自己,只有抽一口冷气……

最后,我想到大执法官,当我在冥想中见其幻象,深信他能拯救中国。这才是救主,他挥着大刀,只有服从法律的命令,没有人能够求赦任何人,未经法律的命令。这把大刀是数世纪前遗落于湖水中了的。这口湖应该让许许多多官僚的头颅安葬在里面,可是现在就是这把刀沉着的地方。这个大执法官来了,他从水底抽出他的大刀,前面导以击鼓的鼓手,穿着蓝色的制服。咚咚咚,仪仗队来了,军号手穿着黄色制服,宣布着法律的条文。咚咚咚,这仪仗队从乡村向城市行进,走进大街,远远里辚辚的鼓声,幌幌的旗影,最高裁判长威仪庄严地坐着,大执法官执着闪光的大刀在他的旁边,人民欢声雷动,可是市长、地方官吏纷纷避匿。啊,看啊!现在救主来了!大执法官把裁判长的旗帜叉在城墙上,命令每一个在它底下通过的人对它鞠躬。布告揭贴于全城各处,任何人自称超越法律而不肯对这旗帜鞠躬的得砍脑袋,而他的脑袋将掷人这口几百年来大刀沉藏的湖中。他走进城中的庙宇,把菩萨一个个撤出来,这些菩萨是面情、命运和私宠,而把这庙字改造为裁判所。他把向来在菩萨庇护下的统治城市的牧师官吏聚集到这个地方来,挥动他的宝刀,砍掉他们的脑袋,而命令把他们的头颅跟菩萨的偶像一起掼入这口湖中。因为面情、命运、私宠曾阴谋反抗裁判官。而被大执法官砍掉脑袋的人不在少数,许多出自望族,而这口湖给他们的邪恶的血染成殷红。说来稀奇,不过三天工夫,这些望族的亲属向来仗势欺人压榨着人民,突然善自检束,彬彬有士君子风,人民乃最后获得自由而生活于和平安全的环境中,这个城市马上发达起来。

在他的心上,我这样描摩出中国的救主。我将信仰革命,任何革命,信仰政党,任何政党,苟能推翻面情、命运、私宠统治的政府而易以法治的政府。此三者使法律的行使职权与贪官污吏的肃清为不可能。官僚贪污所以存续的唯一理由为吾人从未枪毙一个官吏。唯一对付贪官污吏的办法只有枪毙他们。事情真是简单至此。民主主义也是容易办到,只消我们能够弹劾一下破坏法律的官吏。人民不用训练以民主主义,他们将自然趋向之。当官吏的民主精神够程度,而肯屈驾出庭法院以答辩弹劾,人民便能于一夜之间熟练民主政治而弹劾他们。去除官僚的特权和贪污,中国人民将自会照顾自己。因为比任何道德为伟大者便是公正的司法,这才是中国所需要者。这是作者私人的信仰,经过长时期精勤苦思而得者。

这个时期是会来的,但它需要观念的改革;关念着家庭的中国人必须变为关念社会的中国人,而这些宠爱的念头,像面情、私宠、特权和官僚的掠夺国家以荣显家族的私心必须废除。改革的进程一定是缓慢而费力,但是这进程随时可以发动,不可目睹,而贯穿于上下社会阶层,它的进展情状将如夭之将晓。一个时期暂时的仍将为丑恶与痛苦,但是过了这片刻,将为安静美丽纯朴,这安静美丽纯朴即为古代中国之特色者,但是更进于此也还有公正的司法,比之这个法治乐土上的人民,我们现在这一代好似黄昏里的孩童。作者希望中国友人稍待毋躁,但不希望同胞们忍耐,因为他们已有了太过分的忍耐。作者但望国人勇于希望,因为希望即是生存。

附录

关于《吾国与吾民》

“语堂”

亢德兄来函叫我写一篇《我怎样写吾国与吾民》。但是现在正在写我的第二部书《生活的艺术》,赶本月底完稿,每日3000字一段,自9时半至12时半坐在书斋工作,像机器一样,不容少许停顿或出岔,此刻书记在忙着抄改,只好偷闲写一点点,我想拉杂报告一点关于这两本书的消息。

《吾国与吾民》著于民国23年春夏秋三季,所以一部是在庐山避暑山居时写的。通共约10个月。那时又是《人间世》最热闹时期,兼办《论语》,所以可算是忙里偷闲的工作。自“有闲阶级”之口号发生,“忙闲”二字常在我脑海中盘旋。什么是忙,什么是闲,越想越糊涂。忙者未必有功于世,鸡鸣而起孳孳为利是也;闲者未必是新名教罪人,删诗讲易作春秋之某翁是也。现在物质主义侵入中国,大概若非谈出口入口通货膨胀之徒,便不足齿于忙人之列。我即异于是。张山来说得好,“能忙人之所闲者,始能闲人之所忙。”皮鞋用机器制造,产量才大,才叫做忙,叫做摩登,由皮匠手制的,而三日甚于六七日做成一双,产量便小,便是闲,便是封建。无奈好皮鞋都是手制而不是机器造的。凡是艺术,都是心手俱闲时慢慢产生出来的。六七日做双皮鞋,才做出好皮鞋,而皮鞋始成艺术。甚矣乎,新旧时代精神之相反也。在我看来,打个入厂时刻卡片按时入厂之厂工,未必便文明到怎样,而在家里慢慢一针一针做去的皮匠,未必便野蛮到怎样——如果在生活的艺术标准上衡量起来。皮匠如何一针一针钉去,本不该我事,我的意思不过说我的著书也是在青山白云芒鞵竹杖影中写出来的,也是心手俱闲时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写出来的。我只知道像皮匠这样一针一针钉下去,其为功为罪,为革命为反革命,皆可勿论。

这样讲离题似远实近。我不能按图素骥分甲乙丙丁讲下去,因为半小时内就得再起稿写书。我忙人也,忙人只好用闲适笔调优游自在用野老谈天方法做文章,不然便急死了。横竖还有15分钟,何妨瞎谈一下。《吾国与吾民》已将出第十一版,此11版系修订而加插图的,尺寸略加大。初版错误都已改正。插图用照相,共16页。德文法文挪威文译本早已出版,还有几种尚未出版。中文译本已请友人在翻译中,不久即可在本社出版。

现在写的是讲生活之艺术,名为The Importance of Living。起初我无意写此书,而拟翻译五六本中国中篇名著,如《浮生六记》、《老残游记二集》、《影梅庵忆语》、《秋灯琐忆》,足以代表中国生活艺术及文化精神专著,加点张山来的《幽梦影》格言,曾国藩郑板桥的《家书》,李易安的《金石录后序》等(见辛报说我译浮生六记“全本”上王均卿之当。实则此全本出版我首在《人间世》为文辨伪)。然书局老板意见,作生活之艺术在先,译名著在后。因为中国人之生活艺术久为西方人士所见称,而向无专书,若不知内容,到底中国人如何艺术法子,如何品茗,如何行酒令,如何观山,如何玩水,如何看云,如何鉴石,如何养花,蓄鸟,赏雪,听雨,吟风,弄月……。夫雪可赏,雨可听,风可吟,月可弄,山可观,水可玩,云可看,石可鉴,本来是最令人听来如醉如痴之题目。《吾国与吾民》出,所言非此点,而大部分人注目到短短的讲饮食园艺的《人生的艺术》未章上去,而很多美国女人据说是已奉此书为生活之法则。实在因赏花弄月之外,有中国诗人旷怀达观、高逸退隐、陶情遣兴、涤烦消愁之人生哲学在焉。此正足于美国赶忙人对症下药。国有许多读者欲观此中底奥及一般吟风弄月与夫家庭享乐之方法,所以书局劝我先写此书。不说老庄,而老庄之精神在焉,不谈孔孟,而孔孟之面目存焉。这是我写此书之发端。

3月初动手,写了260页,忽然于5月初一夜在床上作起序来,乃觉今是昨非,起前稿尽行毁去,因原来以为全书须冠以西方现代物质文化之批评,而越讲越深,又多论辩,至使手稿文调全非。自5月3日将乃重新编起,至7月底全书700页,所以在这3月里如文王囚在羑里一般,一步也走不开。然而并不叫苦,反如受军事训练,一切纪律化,整齐化,严肃化。要在早睡早起,夜眠必足,眠足则翌晨坐在明窗净几,一面抽烟,一面饮茗,清风徐来,鼻子里嗅嗅两下,胸部轩动,精神焕发,文章由口中一句一句一段一段念出,叫书记打上,倒也是一种快乐。夜眠不足,文章便吐不出来。《吾国与吾民》是在打字机上自己打出的,而这书是口述而由人笔记的。平常也无甚腹稿,只要烟好茶好人好,便可为文。

在纽约如何讲品茗供花等等题目呢?原来我带来不少此类书。陈眉公《宝颜堂秘笈》、王均卿《说库》、开明圣经纸5册《计五史》全部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记》、《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得出门,至今尚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咏命运遣怀一类诗40余首,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 Khayyam相等。如白居易对酒诗“昨日低眉问疾来,今朝抆泪吊人回”、“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及“不开口笑是痴人”之句,与Omar何别?觉隐诗“一脉青山景色幽,前人田产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又有收人在后头”,何尝不警悟?李密庵《半半歌》何尝不冲淡?东坡《述怀行香子词》何尝不高逸?《骷髅赞》何尝不悲壮?……这样把乐天,东坡,石田,子畏……等等诗人请来欢聚一堂,唱和酬咏,倒也可以凑成代表中国诗人人生哲学的《人生曲》,名为The Human Symphony,又名A Chinese Fantasia:话不多谈了。已写过时候,可见宇宙风文本月不该写的,后悔无及。7月13日早于纽约。

(原载《宇宙风》第四十九期,1937年10月)

译后记

林语堂这个名字,对我们来说,既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不少人知道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著名作家,却不知道他还是一位国际知名的学者。人们不仅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并且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幽默大师。

林语堂是中西文化结合的产儿,一向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为座右铭,他于1895年10月10日出生在福建省龙溪县一个传教士家庭,自幼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早年曾求学于厦门寻源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和德国来比锡大学,分别获硕士与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和厦门大学,并在国内外创办和编辑了不少刊物。1936年之后,他一直客居美国,1966年到台湾定居,1969年当选为台湾国际笔会会长,1975年4月被国际笔会维也纳第四十届大会推选为副会长,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之一。1976年3月26日,他病逝于香港。林语堂先生一生著译颇丰,有散文、小说、政论、词典、教科书等。他的著作,在东西方都极受欢迎,曾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以至现今美国大的图书馆几乎都收藏有他的著作。

《中国人》(My Country and My People)是他在西方文坛的成名作和代表作。该书是应美国纽约庄台(John Day)公司之约,1934年春夏秋三季在庐山附近的牯岭用英语写就的,1935年由雷诺与希师阁(Reynal & Hitchcock)公司出版。这是一部有关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化的著作。它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对中西文化作了广泛深入的比较,旨在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使西方人能够比较确切而客观地了解中国。

该书出版之后,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被推崇备至。1936年,英国伦敦威廉·海涅曼(William Heinemann)公司再版,以后曾被译成俄语、日语、瑞典语等多种文字出版。据译者所知,中译本有1936年上海西风社出版的黄嘉德所译《吾国吾民》,以及1938年世界新闻出版社出版的郑陀所译《吾国与吾民》,可惜一般已极难看到。1939年,威廉·海涅曼公司又出版了该书的修订本,其中新增加了《中日战争之我见》一章,记录了作者在中华民族危急关头的思考,关于旧文化能否拯救中国,关于为什么日本必败,关于中国未来的道路……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落差,今日之中国已不复为林语堂先生笔下的中国,今日之中国人民也不复为半个世纪前的中国人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现实永远给人以现实主义的教育,半个世纪之后的中国人继续对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着深刻的反思。他们在思考些什么?他们又发现了什么呢?

朝花夕拾,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译介本书,旨在引起人们进一步的思索,帮助他们更好地反思传统,反思自我,而不是简单地去接受或批评书中的片言只语,相信他们也不会那么做的。

本书由两人合译,根据1939年版译出。翻译工作采取每人各译半部,然后互校的办法。正文前的序言、引言以及第一至六章由郝志东译出初稿;第七至十章由沈益洪译出初稿。之后相互校改,最后由沈益洪进行总体文字修饰,整理成稿。为了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译文采用现今通用的语体文,力求明白晓畅而又生动活泼。书中脚注,除注明外,均为译者所加。原书附录中有“中国的朝代”和“中国人名的拼写和发音”,对国内读者参考价值不大,故而略去,本书内容横跨中西,人名、地名和引文不少,翻译时纠正了原书的一些讹误,并已在脚注中加以说明,然而限于学识,译文中乖谬之处想必还会有。真诚地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指正。借此机会,向关心、支持和帮助本书翻译、出版工作的朋友们表示由衷的谢意!尤其应该感谢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工作的外籍教师Eva Richter教授和Del Arnold先生的释疑;感谢上海图书馆、上海档案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不少同志为引文查考所提供的方便;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潘建国同志为本书出版所作的努力。

译者

1988年1月于石家庄-上海

1994年版译者附记

《中国人》一书,自1988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初版之后,在读书界颇受好评,报纸、杂志、电台等各有介绍和评论,是以年年重印而坊间仍不易购得。现改由学林出版社增加内容,出全译本。借此机会,向读者说明一下来龙去脉。

早在1986年11月21日,上海《青年报》就在头版刊登此书即将译就的消息,并作了简要介绍。那时,我还在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郝志东在河北师范大学外语系作讲师。出书前夕,《浙江新书目》曾用很大篇幅介绍推荐。《中国人》出,引起广泛注意,书评见于《文学报》、《解放日报》、《文汇读书周报》和《书林》、《读书》等报刊,它们分别从文学、文化、反思、幽默、“国民性”和中西文化交流等角度作了很有意义的探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晚八点半”节目也作了介绍。1988年第四届文汇书展中,本书荣列畅销书榜首。上海《青年报》又于1990年3月16日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伯海先生的《导读书单》,导语十分简洁:“作为中国人当然要了解我们自己。这本书不是理论专著,但很有思想,文笔也好。”

几年来,大陆出版林语堂散文、小说等不下10种。此情此景,不亚于此书1935年在美国引起的轰动。这一切自然是因为林语堂,但更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半个多世纪前,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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