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32部分（第1页）

，仍与洪福堂共事。

果不期然民国十八年1月1日，南京政府召开“国军编遣会议”。《中央日报》发表评论称：北伐完成之际，国民革命军实际已扩充至八十四个军，三百个师，兵员总数超过二百二十万人，而东北、四川、云南等地方军队尚未包括在内。彼时国家年度收入总额为四忆五千万圆，但须逐年偿还满清和军阀政府留下的外债一亿圆，实际可资用者大约三亿五千万圆，但其中八成以上需用于军费。“中华民国意在军队国家化和削减军队及军费的决策，无疑十分正确。”蒋介石也在国军编遣会议上发言：“军费占了全国收入的十分之八以上，那国家是一定要破产的。如果到了十分之九，这个国家就象灭亡了一样了……现在我们军费的总数已经占了十分之八了；我们国家就是不能建设，经济亦没有一点基础，民生问题无法解决……我们把国家支出最多一部分解决下来，国家经济才可以稳定；经济稳定之后，政治和社会才可以上轨道。”然而，蒋介石在上面说，下面听者胡汉民、戴季陶、孙科、王宠惠、吴稚晖、朱培德、宋子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人，都昏昏欲睡，关心的只是自己的部队在裁撤之内，能有多大余地。当时的军队虽然统称为国民革命军，但在各军将领中，军阀的派别仍多有承袭。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各派系都加紧活动。

邓世耀派吴一甲就邓世荣等国民党###意见，跟冯说了，冯还不在意。在当时，包括冯在内的各派系都觉得蒋按集团军编制改编部队，没有不妥，顶多蒋只能控制八个编遣部队中的四个，但是，邓世荣从内部渠道得知，蒋派压力很大，势必要清除冯、阎、李等派系。等到蒋介石宣布成立编遣委员会，制定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后，邓世荣即告之邓世耀，称蒋之决心已定。大纲规定：“从全国编遣委员会成立之日起，全国军队一切权力都收归中央。将由国民政府下令，正式撤销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总司令部，海军总司令部，各部队只能在原地驻扎，听候点编。”吴一甲立即电告冯，如若按此办法，冯只能就任国民党部委员，势力将荡然无存。

会议开到这个时候，冯跟阎、李通气，两人也觉得甚是道理，才顿时醒悟，自觉上了蒋介石的圈套。但是进行程序大纲已经制定，更改已无可能，阎、李一时成了哑巴，取消极抵抗态度。冯玉祥即召吴一甲面商对策，吴说莫如提议暂不编遣，以拖延时间，或可以后图战。于是第二天，冯提出动议：“现在刚刚打完仗，应当休整一个时期再编遣。”冯的动议赢得一片赞同声。蒋介石眼见一时难以使各实力派就范，只得同意暂不编遣。十八年1月26日，编遣会议在一片吵闹声中无果而终。

（）

会后，黄天明赴上海散心。邓世荣盛情款待他，　“编遣会议，总之是一个大失败”，黄天明说：根本原因是蒋介石受中央军压力，既不对4个集团军实施平均裁军，也不是第一集团军先裁军，而是编遣军队只遣他人，裁撤兵员，只裁他人。蒋介石的裁军充分暴露了中央派系的盲目坐大，野心膨胀，妄图以武力逼实力派就范，要冯、阎、李交出兵权，蒋自己则把军队作为实施党内独裁的本钱。黄天明则说：蒋介石为人相当复杂，他一方面想与各派军阀和平共处，甚至多次提出下野来避免军阀战争，但是在中央军的野心膨胀、磨刀霍霍之时，他没有在正确的时间以退为进，而是顺从手下通过编遣军队的办法来达到削弱和消灭异己、扩充自己力量的目的，这充分体现了他是军人的本质。邓世荣则笑着说：在党内###的反对下，中央军不仅没有达到编遣呼派的目的，反而激化了各派新军与蒋介石的矛盾。黄天明也点头称是：辛亥前，因谋炸清摄政王而名享天下的革命英雄汪精卫，自武汉政府并入南京后，一直在各派系中活动，或可以借其号召力，成为反对编遣的借口。邓世荣说：冯、李、阎诸部军队众多，打也是编，不打也是编，莫如打中求编，使中央军知难而退，或可全保。只是以汪为主，恐其反复，不得要领。黄天明叹惜道：临时抱佛脚，无善始善终之意，终非合作之对象。邓世荣安慰他：王建光当然知反不过是试试中央军的锐气，但是以情报人员的作用，绝不可使好战之军人，轻视之，如各派谙哑无声，情报部门与保密部门早晚在裁撤之内。黄天明说：王建光提出安抚各派条件，放在蒋公案头，不知何日可批照下来，中央军不付出血的代价，是不会知难而退的；再说湘军另一重要人物李汉如也表示，面对即将编遣的命运，他全力支持部将以死抗争，以争取党内支持。

十八年2月21日，为北伐作出重大贡献的李宗仁，也在王建光等策动下，出来反对编遣。李公然违反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关于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的规定，和“国军编遣会议期间，非编遣会议之命令不得擅自调动军队”的决定，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的职务，同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与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军进攻长沙，在“护党救国”的旗号下策成“湘案”，从而诱发了桂系军阀反叛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的内战，首倡乱国之祸。年二至三月，李宗仁策成湘案，是为公开叛变的先声。3月9日，蒋曾亲自致书李宗仁，劝其赴京“开诚相商”，以弭其事。因李拒绝，蒋再于3月21日发表《宣告湘事真相》，指责李于“编遣会议”之后，“未及数旬，即擅自调动军队，扰乱湘、赣，又复擅自任免湖南省政府主席及全部委员，是违背五中全会关于政治分会之规定，以破坏政治之统一”。3月25日方下令“讨桂”。3月27日发表《讨逆时告将士文》，痛斥桂系军阀“盘据两广两湖之地，把持两广两湖之财政，劫持两广两湖之军队以自私，其割据行为已非一日……”特别申明“讨桂”的目的，乃在“###反抗中央之叛逆，以保障国家之统一”。中华民国政府及蒋介石本人“讨桂”战令既下，乃根据桂系军队据两广两湖直至河南河北之一字长蛇阵的特点，首先一举解决平、津两地的桂系驻军，然后合围广西。3月29日蒋亲赴九江督师，叛将何健立即向中央投诚。四月五日讨逆军收复武汉，桂系胡宗督、陶钧、夏威三人即联名通电下野，李、白乃逃广西与黄绍竑打起“护党救国军”旗号，由李亲任总司令，进攻广东。蒋乃急令广东陈济棠、陈铭枢迎战。六月二日讨逆军克广西梧州，李、白、黄通电下野，讨桂战争胜利结束，广西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统一。

是年三月，黄天明旧部、因表示拥护国民政府“讨桂”而重被任命为第四师师长的张发奎，突然拒赴陇海铁路监防冯军异动，通电“拥汪”，要求改组党务，并率军南下湖南，计划进攻广东，欲于广州另立中央。国民政府遂免张职，同时命四川及湖南军队堵张回粤，张遂败。四月，冯玉祥在钟奎等策动下，于中央军“讨桂”之际，提出“护党救国”，在开封召开师以上军官会议，并将散布在山东、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六省数千公里战线的军队集中西撤，沿途破坏信阳关等地的铁桥与武胜关隧道，欲以重兵压迫阎锡山一道反叛。决意“如阎不从则先打阎；如阎从便先打蒋，后打阎。”时因桂系反叛败局已定，冯玉祥虽一边通电“###”桂系，一边命令韩复渠迅速向武汉推进。只因为没有料到韩复渠和石友三已被蒋系情报人员所收买，竟于五月十二日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两次通电拥蒋，才使冯玉祥第一次“反叛未成败先成”。十九年春，蒋因阎、冯叛乱之心已张，自知心理有愧，乃于2月9日，2月21日，2月22日，2月26日一再致电阎锡山，劝之曰：“今日中国危险已达极矣，救国之事与祸国之罪，皆由我两人实负其责……”阎则提出两人公开下野，交由国民党中央处理编遣事宜。蒋亲自覆电驳斥：“权力自当牺牲，义务不容委御。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蹈之时。若因反动者谋叛不已，而轻弃党、国付与之重任，以张若辈之气焰，是乃奖乱助争，与礼让为国者，适得其反……”而当阎、冯、李等大举叛乱信号已彰，蒋个人劝无可劝之时，十九年5月11日，中华民国政府###阎、冯、李联合叛乱的战争遂正式打响。蒋在中央军挟迫下，亲赴归德督战，虽几陷于冯手，仍坚持亲自指挥，并在七月中旬由津浦线开始反攻，于八月上旬击退叛军于陇海一线。8月15日政府军克济南，叛军乃溃不成军。9月6日政府军发动对叛军冯玉祥部的总攻。9月18日张学良眼见叛军大势已去，乃发表“和平罢兵”通电，阎、冯亦因最后绝望而通电下野。依叛促叛，于北平刚刚乱哄哄唱罢的汪氏“中央扩大会议”，和阎氏的“国民政府”，亦不过旬日便自崩自垮。这场中央军为保卫自己的势力和蒋介石为了保住个人权威的战争，终于结束。但是，兵连祸结六个月的中原大战，叛军动员六十万，政府军动员一百万，叛军死伤二十万，政府军死伤九万余，代价实在不可谓不大。事后，冯部虽然被收编，但得以全保，冯在国民党内威望仍在。

9月27日，广西省主席俞作柏和师长李明瑞与张发奎宣告独立。国民政府乃命陈济棠###。因桂军将领杨腾辉反戈服从中央，叛变遂败。10月10日，宋哲元、石敬亭等二十七名西北军部将，在冯授意下　联名反抗中央，明申反对“编遣国军”，公然反蒋以压阎。但因阎锡山仍不表示公开反叛，加之冯部将孙良诚不服从代冯为总司令的宋哲元指挥，一气之下竟将部队后撤，造成全线混乱，西北军遂不战而败。冯的第二次叛乱，又为“出师未战而先败”。

十九年1月，阎锡山因自虑“国军编遣”即“削藩”，其必不能免，再加上各地叛乱已导致其野心勃发，乃决心联合冯玉祥数十万人马与李宗仁四万残兵共同反叛。是年3月2日，阎通电逼蒋与其一道下野；4月1日，阎自任中华民国海陆空军总司令，正式发动军事叛乱。7月13日，阎锡山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西北军初成协议，于北京怀仁堂成立“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并发表声明，以所谓“护党救国”名义联合反蒋。8月4日，汪精卫因阎锡山邀请并许以总揽党务，遂于两日内与阎会谈六次，达成协议。8月7日，“扩大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正式成立大会，任命中央常委和各部部长，图以“扩大会议”取代南京国民党中央，另组国民政府。9月9日，于叛乱败北的狼狈时刻，于北平成立“国民政府”，推要做“九五之尊”的阎锡山为“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等伪国府委员并宣誓就职。面对冯玉祥三次称叛，蒋介石一面苦心劝阻，一面派兵加紧进攻冯、阎各部。年5月25日，冯在等待政府编遣无望，而陷于财政困境时，自称“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对抗中央，扣留税款和公粮。蒋乃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最后致电冯、阎、张三人：“护党救国军西北总司令电已出，于公为作乱，于为背信。兄不惜自隳革命之历史与人格，至此已极……但追念往昔之友谊，自咎规之未周，惋疚交萦，觉尤有不能已于言者，爰作最后之忠告，尤异能得全始终也……”

9月18日，张学良接受蒋通电发表“和平罢兵”，　阎锡山因败局已定，乃发表“退避三舍”通电，然后，遣散汪精卫等中央扩大会议成员。是年10月8日，冯、阎见面，共决下野。虽然此次反蒋历经六个月而彻底败亡，但为今后各派保存实力奠定了基础，中央军也忌于再战，而未对各派老牌军队进行彻底整编，所以在蒋介石以后的统治中，一直存在着中央军与地方军之别。

民国十八年4月，曾在武汉国民政府获重用的李汉如，流亡在日本，生活无着落，飞莹则返回衡阳，暂在仙姬巷十一号陪着桂花。飞莹整天哭哭啼啼：汉如在外，盘缠不多，能熬到几时？桂花说：世耀曾在日本，认识一些江湖朋友，可代为照顾。邓世耀回来，桂花就跟他说了。邓世耀即给浪人协会去电。浪人协会找到了李汉如，李正为前途不明而忧心忡忡。田中说：先生于北伐时期，为民国建树良多，应考虑重出政坛才是。李说：军事上，暂不是蒋的对手，但是政治上可以相互利用，前孙文总理逝世前，曾嘱西山人士，联合民国有功人士，共同建国，或可一博。田中就说：先生何不给蒋致信，称愿服从领导，以取荫蔽？李汉如即书致蒋信，托田中代为转达，同时给邓世耀致密电：若返国，愿为湖南各部编遣出人头第。不久，蒋复信，谓放却成见，以同属北伐之师和孙先生之追随者而共谋大业，李汉如接受了南京军委的任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第五路军总指挥，参加蒋介石与桂系军阀的战争，　10月参加蒋冯战争。

可惜，虽然李汉如为蒋如此卖力，以蒋为首的中央军还是容不下李。　民国18年12月即将编遣的李汉如得知自己不在中央军编遣名单内，王建光也通过政治部告之李：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名单中，已经排除投靠蒋的李，要想不作蒋的炮灰，唯有抗争，或可得党内###派支持，重出国民党政局。十一月十六日，张发奎再一次于广西恭城通电，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八路军”总司令，声言要攻取广东。广西省主席吕焕炎及李宗仁残部竞相从之。国民政府乃命何应钦为广西行营主任，于是年十二月将叛乱削平。　十二月二日，原驻安徽的石友三，自封“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拒绝协防广东，谋图袭击南京。十二月五日，重被起用并受命对冯叛军作战的李汉如，在钟奎等策反下，拒绝南下断叛将张发奎后路，于郑州通电称叛，自称“护党救国军第四路军”总司令，以响应石友三，同时标举“拥汪联张”口号，企图沿平汉路南下夺取武汉，后兵败于河南大雪之中。

李汉如战败后于次年初下野，早在事前预料中。虽然军事上，中央军南征北战，形成了事实上的统一，但是中党内对于蒋系这种排除异已这行为，已形成了反对的声音，故冯、李等人虽然下野，却并未被国民党开除党籍，更迅速上升为国民党###派与蒋介石搞衡的政治筹码。

在这些事件中，司徒华、钟奎等腿都跑断了，纷纷从长沙回来跟香长和唐皆能诉苦。对于王建光的举动，唐皆能有不同的看法，这天在仙姬巷十一号，邓世耀向他要点花费，送与司徒与钟，以作进一步打算。唐皆能说：以冯玉祥之骁勇，尚不足为我等所虑，国民党自此一乱，蒋介石之威信大打折扣。，即便是中国同盟会　——　中国国民党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推倒了袁、张的公然复辟，击败了北洋军阀的长期混战与统治，已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民主革命政党，但宁汉合流这一事实证明，国民党缺乏一个坚定而又彻底的民主革命派。随着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高潮与低潮的不等与不同，加之民主革命与民族革命又交相并作或交相一体，其革命队伍、尤其是领导集团自身发生分化，分裂，甚至党争，也就史所不鲜。同时，革命成功以后，为旧有的专制权力意识所影响的某些民主革命家们，如蒋介石为争名夺势，而使自己丧尽一个民主革命家的风采；如汪精卫则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