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跟你们城里是一个样儿的:没钱的人总比有钱的人来得善,好相与。”周炳半睡不醒地回答道:“这是什么要紧的事儿?明天再说,睡吧!”和他们隔一个小天井的周榕的房间,本来也是灭了灯,黑魆魆的,这时忽然听见周榕的声音插嘴道:“讲得满有趣儿,让他讲完嘛,你急着睡干什么!昨天晚上没有睡觉么?”这边神楼底的周炳跟胡树大笑起来了,后边二房里一直没做声的胡柳姐姐也大笑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胡柳就来和周炳告别。她淌着眼泪,求周炳多多教导她妹子,多多扶持她妹子,说她妹子身子从小就弱,怕受不了过分的熬煎。周炳觉着没有别的话说,就都一一答应下来。随后她用感激的眼光默默地望了他一阵子,就跟胡树去向周妈告别。她千道谢、万道谢,感谢她时常照顾胡杏,又感谢她留饭和留宿,说了一会话儿,才去何家,辞别大奶奶何胡氏、二娘何白氏、三姐何杜氏三位主妇,又和胡杏对着哭了一阵,回家去了。客人走了之后,周炳又找着何守礼,要她多多留心帮助胡杏,有什么事情,就赶快告诉她母亲三姐,要不然就来告诉他。何守礼也就一一答应了。从昨天中午胡杏带她姐姐哥哥二人进周家的时候起,陈文婷就特别注意这两个陌生的客人。她是站在三楼东北角书房的窗下,偶然发现了他们的。以后,她就在这书房和三楼北后房她自己的房间,居高临下地朝巷子里和周家的天井里窥探,好歹也把胡柳和胡树的活动情形,看了个几成。这两姐弟走了之后,她接着就下楼,走到周家门口,把周炳叫了出来,两个人坐在枇杷树下面说话。陈文婷忽然没头没脑、气势汹汹地问道:
“阿炳,昨天你和那眼睛长长的黑炭头睡了一晚?”
周炳受着这样猛烈的冲击,不免震动了一下。他一听就明白“那眼睛长长的黑炭头”是指胡柳而言,于是十分生气地回答道:“你疯了。怎么说出这种话来?”陈文婷说:“你才疯,我一点也不疯!三更半夜,你不是灭了灯和她说话?你笑,她也笑,那狂,那浪,叫谁听得下去!”周炳说:“快不要这样。这对咱俩有什么好处?”陈文婷说:“我就是要这样的。你爱我,就得服从我。你爱我,整个就得属于我所有。你爱我,你就应该只对我一个人表示忠诚!”周炳觉着不是受到宠爱,而是受到侮辱。他哂笑地说:“你还说不疯?你是想把一根绳索,一头套住我的脖子,一头系在你的裙带上,把我牵着到处走不是?你把我浑身上下看一看,我像那种裙边狗么?”陈文婷说:“好呀,不拴住你,尽你跟人去逛街,上馆子,半夜回来,黑吗咕咚地笑!”周炳摇头叹息道:“你这不是爱情,是专制。我要对你也这样,你受得了?”陈文婷把头一抬,非常骄傲地说:“我不怕!我就是要对你专制!爱情是粗暴的,野蛮的,是无可理喻的,是绝对自私的!难道爱情不是专制,还是德谟克拉西?”她这里所说的“德谟克拉西”,是民主的意思。周炳斜斜地瞅了她一眼,觉着她小时候是身材苗条的,现在变得又矮又圆了,在这又矮又圆的身躯中间,散发出某种兽性的东西,也是她从前所没有的。因此,他只是毫无意义地顺口说道:
“唔,是的。德谟克拉西!咱们回学校上课去吧。”
中午放学回来,周炳就听见姐姐周泉在和妈妈谈陈文娣决定要和周榕离婚,周榕自己也同意了的事情。她们就坐在神厅,敞着大门谈,对谁都不避讳。周炳听着,觉着这场悲剧是注定要发生的了,谁也不能挽回的了。他很伤心,就走回神楼底,对着区桃的画像低声说道:
“一万年都是咱俩好!你瞧,那都能算爱情!”
吃过中饭,他不想回学校,就跑到第一公园去,在那观音大士的雕像前面坐了一个多时辰。他翻来覆去地想道:“完了,完了。周家跟陈家的关系算是完了。就是忍耐力再强的人,这回也不能忍耐下去了。陈家的人尽是卑污龌龊的,简直没有一个好人!如果我不站出来表示一下我的深恶痛绝,我还算什么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我怎么对得起纯洁忠耿的区桃表姐?”随后他就离开第一公园,在广州市的街道上毫无目的地闲荡了一个多钟头,到太阳偏了西才回家。回到家,他拿出纸笔,就给陈文婷写信道:
婷妹如晤:
从今天起,我宣布跟你们陈家的人绝交了!此刻我的心中情绪沸腾,痛苦万状,不是语言文字所能形容。多少年来,我看到你们陈家的人那种种言论行为,尽是卑鄙恶劣,令人发指!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实,更是黑白颠倒,无义无情!我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不愿和你们保持亲戚、朋友、同学、邻居的关系,特郑重宣布如上。
盼你珍重!
下面签了名字,写了“民国十五年双十节后一日”的日期,他就把信封了口,在信封上写了“陈文婷君亲启”六个字,下面写了“内详”两个字,从陈家的矮铁门投了进去。把这一切事情做完了,他觉着心安理得,就告诉妈妈不回家吃晚饭,上南关去找清道工人陶华、印刷工人关杰、蒸粉工人马有、手车修理工人丘照一道上裁缝工人邵煜铺子里喝酒去。他一边喝酒,一边把他给陈文婷写信绝交的事情告诉他们,大家都认为他做得挺对。
晚上回家,陈文婷已经坐在神厅等他。周杨氏陪着她闲谈,见周炳回来,就悄悄回房去了。这里陈文婷也不说别的,直接就谈起那封信的事儿。她用动人怜悯的声调说:“咱俩都不是小孩子了,咱俩都快要走进社会——做人处世了,你怎么还只管任性胡来呢!想想看,给我写那么一封信,还不如把我杀了得好!我有什么罪过?我坚决跟着你革命,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过乞求你那一点多余的爱!我是无辜的!就是我家里的人不好,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怎么不分一点青、红、皂、白?”周炳只管耷拉着脑袋,不做声。禁不住陈文婷再三哀求,他终于心软下来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一个叫人猜不透的姑娘!你明明看见是火,却一定要扑下去!看来,你跟他们到底是有些分别的。不过,你可曾想过: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多少、多少的痛苦,痛苦,痛苦?”
陈文婷站了起来,她动都不动地站着,也不说话。她那雪白的大襟衫、长裤子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显得非常圣洁,像第一公园里的观音大士一样。
25 血腥的春天
半年之后的一个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楼底里呆着。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写字台子前面,拿铅笔轻轻敲着桌面。忧郁和沉闷笼罩着人间,无声的春雨跟着缓缓的凉风从窗户飘进来,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响着,和周炳的铅笔敲打声互相应和。这时候,周榕失业已经半年多了,离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为前两天听说上海的总工会叫蒋介石查封了,工人纠察队叫国民党军队缴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就赶回省城来,一直忙着没回石井兵工厂去。周炳虽然恢复了学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级念书,但是跟学校总是貌合神离,对功课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这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们就是这样躺的躺,坐的坐,到现在还没有人开过腔说话。抽了数不清的生切烟之后,周金到底开口了: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出了个袁世凯。这回国民革命眼看着要成功了,却又出了个蒋介石。工人阶级的命运好苦呵!”
周榕接上说:“是呀!可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一直就没闹清楚。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可是我们过的心惊肉跳,他们倒是大不咧咧地满不在乎。现在对工人,对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这个样子!这论交情,论道义,论天理,论良心,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说:“可不就是咱们把那姓蒋的惯坏了!他要雨就雨,要风就风!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事情能放他过去,什么事情再不放他过去!你瞧着他还要当总统、皇帝呢!你能奈他什么何?”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