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去瑞士?”
“我为什么要去?”
“他们会给你吃苦头的。”
“他们会给每个人吃苦头,”托马斯挥了挥手。“你呢?你能住在国外吗?”
“为什么不能?”
“你一直在外面冒死救国,这会儿说到离开,又这样无所谓?”
“现在杜布切克回来了,情况变了。”特丽莎说。
这倒是真的:她的兴奋感只延续了一个星期,那时国家的头面人物象罪犯一样被俄国军
队带走了,谁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人人都为他们的性命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如酒精醉了
大家。这是一种如醉如狂的怨恨。捷克的城镇上贴满了成千上万的大宇报,有讽刺小品,格
言,诗歌,以及画片,都冲着勃列日列夫和他的士兵们而来。把他们嘲弄成马戏团的无知小
丑。可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就在与此同时,俄国逼迫捷克代表在莫斯科签定了妥协文件。杜
布切克和代表们回到布拉格。他在电台作了演说。六天的监禁生活使他萎靡不堪,简直说不
出话来,结结巴巴,不时喘气,讲一句要停老半天,有时长达三十秒钟。
这个妥协使国家幸免了最糟的结果:即人人惧怕的死刑和大规模地流放西伯利亚。可有
一点是清楚的:这个国家不得不向征服者卑躬屈膝,来日方长,它将永远结结巴巴,苟延残
喘,如亚力山大。杜布切克。狂欢完了,接下来是日复一日的耻辱。
特丽莎向托马斯解释了这一切。他知道,这是真的;但他也知道除此之外的另一个原
因,亦即她要离开布拉格的真正原因:她以前从未真正感受过快乐。
那些天里,她穿行于布技格的街道,拍摄侵略军的照片,面对种种危险,这算是她一生
中的最佳时刻。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她才享受了少许几个欢乐的夜晚,梦中的电视连续剧
才得以中断。俄国人用坦克给她带来了心理平衡。可现在,狂欢过去了,她重新害怕黑夜,
希望逃离黑夜。她已经明白,只有在某些条件下,她才能感到自己的强健和充实。她期望浪
迹天涯,到别的地方寻找这一些条件。
“萨宾娜已经移居瑞士了,你不在意吧?”托马斯问。
“日内瓦不是苏黎世,”特丽莎说,“她在那儿,困难会比在布拉格少得多。”
一个渴望离开热土旧地的人是一个不幸的人。因此托马斯同意了特丽莎移居的要求,就
象被告接受了判决。一天,他和特丽莎,还有卡列宁,发现他们已置身于瑞士最大的城市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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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空空的公寓买了一张床(他还没有钱添置其它),并以一个四十岁男人的狂热,全力
以赴地投入工作,开始了新生活。
他打了几个电话到日内瓦。俄国入侵一周之后,那里碰巧举办了萨宾娜的作品展览。她
在日内瓦的赞助人出于对她弱小祖国的同情,买下了她的全部作品。
“多亏了俄国人,我才成了阔太太。”她说着,在电话里笑起来。她请托马斯去看她的
新画室,并向他保证,这间画室与他所熟悉的布拉格那间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