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来时是上午十一点。对我们这样的小事务所来说,有两种上午十一点:不是忙得不可开交,就是闲得百无聊赖。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居其中者。所以,上午十一点我们或者专心致志“啪嗒啪嗒”忙个不停,或者不思不想呆呆愣愣继续做梦。而不慌不忙的工作(如果有那玩意儿的话)留给午后即可。
那个人来时是在属于后者的上午十一点,而且是闲得具有纪念碑性质的上午十一时。九月上中旬连续忙得发疯,忙完,工作一下子停顿下来。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度暑假度了一个多月,而留下来的人仍然除削铅笔外别无事干。同伴去银行兑换支票,独自在附近音响公司的试听室听了一打新唱片以消磨时间。单独留在事务所里的女孩守着电话翻阅妇女杂志的“秋季发型”专页。
那个人无声地推开事务所的门,又无声地关上。来客并非有意蹑手蹑脚,一切都是习惯性的、自然而然的,以致女孩甚至未能察觉有人进来。察觉到时,来客已站在桌前俯视着她。
“麻烦您找一下负责人。”来客说。语气仿佛用手套拂去桌面上的灰。
女孩完全闹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扬脸注视来客。作为客户,来人眼神未免过于敏锐;作为税务署人员,衣着又过于考究;作为警察,则过于斯文。而此外的职业女孩又想不出。来客犹如一则文字洗练的坏消息突然挡在她眼前。
“刚才外出不在。”她慌忙合上杂志说,“说三十分钟后回来。”
“等一下好了。”来客毫不迟疑地应道。似乎这已在他意料之中。
女孩不知该不该问来客姓名,稍顷把他让进会客室。来客坐在天蓝色沙发上,架起腿,目光落在正面墙壁的电子钟上,再也不动了。多余动作一概没有。稍后给他端去麦茶时,他也是这副姿势,纹丝未动。
“就坐在你现在坐的位置,”同伴说,“整整三十分钟坐在那里以同一姿势看钟。”
我打量自己坐的沙发的凹陷,又抬头看钟,然后再次注视同伴。
就九月中下旬来说,外面是异常之热,然而来客穿得十分郑重其事。白衬衣从做工精良的灰色西服的袖口里不多不少探出一点五厘米,色调微妙的斜纹领带小心翼翼地调得左右约略不够对称,科尔多瓦皮鞋闪闪发光。
年纪三十五六至四十之间,身高超过一米七五,多余的肉一克也未附身,细长的手一道折也没有,纤细的十指使人联想起尽管经过长期训练长期受制于人但仍未放弃原始记忆的群生动物。指甲被花了很长时间慢慢地精心打磨得完美无缺,指尖勾画出十个漂亮的椭圆形。好看固然甚是好看,但总好像给人一种奇异感。那双手显然具有从事领域极其狭窄的工作的高度专业性,而怎样的领域则无人知晓。
来客的脸上并不比他的手表现得更多。脸形虽然端庄,但没有表情,平板板的。鼻梁和眼睛像用切刀修整过似的棱角分明,嘴唇又窄又干。整个人晒成浅黑色,但一眼即可看出,那并非是在哪里的海滩或网球场半开玩笑地晒成的,而是由我们不知道其种类的太阳悬挂在我们所不知道场所的上空大放光芒所造成的结果。
时间的脚步惊人的慢。硬邦邦冰冷冷的三十分钟,仿佛巨型机械设备上的一个螺栓。同伴从银行回来时,感觉上房间空气已重到了一定程度。说极端一点,房间里所有物件都好像被钉在地板上了。
“当然,只是感觉上如此。”同伴说。
“当然。”我说。
单独守电话的女孩早已紧张得筋疲力尽。同伴稀里糊涂地走进会客室,告知自己是经营者。来客这才改变姿势,从胸袋里取出细细的香烟点燃,不胜其烦似的朝上吐出一口。四周空气多少松缓下来。
“时间不多,长话短说好了。”来客静静地说道。旋即从名片夹里拈出一张足以削手的硬挺挺的名片,放在桌上。名片是类似塑料的特殊纸制作的,白得有欠自然,上面用黑黑的小字印着姓名。没有职务没有住址没有电话号码,只有姓名四个字,光看都觉得眼痛。同伴翻过来看,背面彻底是空白。如此确认完毕,同伴又看一次正面,看来客的脸。
“这位先生的姓名晓得吧?”来客道。
“知道。”
来客动了几毫米下颏尖,微微点了下头,唯独视线一动未动。“请烧掉。”
“烧掉?”同伴怔怔地盯视对方的眼睛。
“请马上把这张名片烧掉!”来客一字一顿地说。
同伴慌忙拿起台式打火机,点着白名片一端,另一端拿在手上,烧了大约一半,投入大大的水晶烟灰缸,两人相对着看它烧为白色的灰烬。名片完全成灰后,房间里笼罩着好像刚发生过一场大规模屠杀的滞重的沉默。
“我来这里得到他全部授权,”稍后,来客开口道,“就是说请您这样理解:往下我向您说的,全部出于他的意志、他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