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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满城都是汉奸（第1页）

广州不久后陷落，而且比想象中的快和易，有点似孩子玩兵贼游戏，甚至比孩子更儿戏，日军从大亚湾登陆到占领五羊城只花了十三天时间。

死了人，但伤亡不重，因为敌人一来，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广州市长曾养甫、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等中国军政大员跑的跑、逃的逃、降的降，近乎不战而陷。一九三八年十月廿一日的香港报纸全部出版号外专刊，宣告“华南重镇遭日军攻陷”，并且再度发挥广东人的促狭性格，把军政大员的姓名拼合为十六字偈：

“希德不德，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冇甫。”

陆南才坐在湾仔家里的马桶上，双手摊开报纸，边读边笑。

张迪臣却未太担心，他仍然坚信日军不敢贸然跟英国开战，日本人的主战场在中国大陆，不愿分心，尚未准备好直接对抗欧美敌人，英国此刻该做的事是公开宣布香港为“不设防城市”，并限制本地人的抗日行动，避免挑衅日本。

张迪臣坐在露台的藤椅上抽烟，虽已穿回白衬衫和长裤，终究是洋人，格外显眼，陆南才从厕所步出看见，马上唤他回到客厅。陆南才知道把张迪臣带来家里是冒了很大的险，但他太渴望在家里看见张迪臣的身影，他希望床单上、枕头上，都有张迪臣的余温和气味。张迪臣轻声道：“Right!”他听他的，进室坐到床上继续抽烟沉思。忽然，张迪臣问陆南才有没有弟弟的广州消息。他摇头，张迪臣若有所思，欲言又止，眉宇之间略现一种奇特的歉意。

陆南才移步过去，倚靠他，抚摸他，隔着衣服仍可感觉到他胸前的毛茸茸，也闻到腋下传来的体味，像小时候在乡间失足掉进草丛，炎热的夏天，粗刺的野草被太阳晒得散发强烈的腥臊，涌进鼻孔，却牵动强烈的温暖。陆南才喜欢这样的温暖，几乎近于痴迷，这气味像一道厚墙把他们和时局隔开，紊乱的世界在另一头，沉静的他们在这一头，两头互相对看，恐怕都认为对方疯狂。

英国警官与堂口龙头接触必须万般谨慎，幸好张迪臣负责情报收集，堂口是情报重地，跟堂口龙头交往便是光明正大的工作。陆南才当然并非张迪臣第一个有这码子工作关系的男人，却是第一个这么长久、这么缠绵而深入，他让张迪臣得到昔未曾有的满足。床上的刺激倒是其次，一回两回三回以至卅回，再刺激的男人亦会渐觉无味，像烤鸡的肉啃光了，再吮一轮鸡骨，没有保留的必要。陆南才刚相反，初识张迪臣时只是车伕，后来陆北才变了陆南才，车伕变了老大，等于鸡骨上面慢慢长出肉来，变成肥美的鸡了，而里面有张迪臣的功劳，陆南才不只是他的工作目标，更是他的工作成绩。床上的陆南才是张迪臣的badboy，工作里的张迪臣是陆南才的God，张迪臣在他身上看见自己的成就。

孙兴社确实得到张迪臣不少帮忙，明的暗的，很快便打出场面。敌人主要是“潮安会”和“和乐堂”，他们的地盘被孙兴社侵夺，面子固然不好看，骨子里更如广东人说“多只香炉多只鬼”，权力和钞票皆遭摊薄，自必对抗，几边人马打了大大小小的架，各有伤亡。一个晚上有两个家伙冲进人挤人的孙兴社的番摊馆泼火水，幸好“四二六红棍”黄德松在场，奋不顾身扑倒在刚燃起的火头上，用身体把火压熄，右手前臂留下像树藤般的焦烂创疤，堂口弟兄从此唤他“消防松”，许多年后他信仰了基督，在教会宣道，经常展露手上疤痕，忆述昔日的英雄往事，自嘲笨蛋，劝吁听众加入三合会不如加入基督教会。

三方人马斗得元气大伤，终于约定在大三元酒家谈判，张迪臣竟然不请自来，把枪从腰间掏出，放在桌上，朗声道：“你们难道不知道政府最近立了《煽动条例》？还敢打？未死过？大家好自为之，乱起来，一拍两散，对谁都没好处！”

对峙气氛缓和下来，陆南才主动举杯向两个堂口的香主敬酒，并且愿意赔钱，声言把地盘划分后，河水不犯井水。孙兴社从此站稳了脚，陆南才有了跟张迪臣相依为命的暖和感，当天离开河石镇，他要找一个等待他的人，如今他觉得，找到了。

有了靠山，孙兴社在湾仔开疆辟土，赌摊由一变三，由三变十，麻雀番摊牌九字花，赌桌旁日夜爆棚，连他也不知道哪里来的这么多烂赌鬼。客栈、歌厅、导游社亦是客似云来，他搬用以前在广州那招“火烧连环船”，叫鸡送赌券，赌钱送餐券，吃饭送鸡券，叫完鸡送白粉券，顾客觉得占了便宜，钞票花得开心。

萧顿球场位处湾仔中心，白天是运动场，到了晚上则成为卖武卖艺卖吃的热闹夜市，无所不卖，大江南北的男男女女前来此地讨生活和找乐子，故有“平民夜总会”称谓，虽仍归警察管理，真正维持秩序的却是堂口弟兄，由和乐堂、孙兴社和潮安会三分天下，各收规费，但收来的钱要跟差佬分享，老百姓付保护费给堂口，堂口付保护费给警察，三安无事，天下太平。萧家俊病愈，干脆说服三位兄长把昔日堂口归属到孙兴社门下，他亦不敢叫陆南才作“阿才”了，跟大家一样，叫南爷。

孙兴社在黄赌毒以外另有忙碌：替杜先生办事，确保他所需要的人和货能够经湾仔入港，也能够经湾仔出去，所以陆南才花了很大力气跟其他堂口抢夺海岸线的地盘。张迪臣曾经抱怨陆南才为了一个小码头的控制权弄得杀气冲天，害他花了很大力气替他摆平。张迪臣皱眉道：“搞归搞，唔好搞得太过分！”

每当张迪臣皱眉，陆南才即觉他的蓝眼睛变成黑色，心底暗惊，像在海洋里遇上风暴，波涛骤起，仿佛随时翻船没顶。陆南才没解释，他不相信张迪臣不懂，只不过，懂是一回事，要他付出到不想付出的地步又是另一回事，原来再亲近再相依为命的人之间毕竟仍有防线，万万不可逾越，也唯有在碰触到防线的时候，始可看见一个真实的对方。

杜月笙来港一年，办公室门前一直挂起两副招牌，“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和“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前者他是主任，后者他是副会长，都是要花钱的事儿，但当然花的只是重庆拨交的钱，这边厢把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从北平、上海等地接来，或暂居香港，或转往其他城市，那边厢遥控沦陷区和租界里的徒弟门生忙里忙外，把各式名目的补助费分发予各路英雄，让他们跟日本鬼子唱对台戏，谁若不听话，即依戴老板的脸色予以教训。

人不在沪，黄浦滩的浪涛声声入耳，有时候做起事来更为方便，像刺杀青帮大佬张啸林，若杜先生仍在上海，唯恐落人口实，不宜出手，而既然身处远方，只须于事情了结后轻轻说道：“张先生要当汉奸，他之死当然是罪有应得的。不过，由我的弟子杀了我老把兄，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杀张啸林可费工夫，前后数回始得手，当死讯传来，杜月笙刚于柯士甸道洋房里抽完大烟，躺在床上，仰颈用细嘴壶喝茶，壶乃独特设计，盖子上锁，壶口亦有隔片，茶水只可出没法进，防人下毒。迷蒙里向报讯者问了一句：“利落弗？”

报讯者回道：“轰轰轰，三下。”

杜月笙稍感宽心。盗亦有道，更何况是对拜把兄弟，能爽快便应爽快。他常对门生说，能用软的就用软的，软的谈不成，就先假吓，假吓两三次不成，才出家伙，但最好尽量手脚利落，每个人都有娘亲，不管青帮红帮黑帮绿帮，都是会痛的肉。

杜月笙从床上站起，步出露台，初秋香港的空气比上海潮湿，幸好比上海干净，住上这段日子，咳嗽少了，神清气爽，日后迁回上海，亦须找机会多来走动，在这里接触的华人都讲国语或上海话，话题亦是内地的风云色变，然而吸入的每口空气都让他明白这是个很不一样的城市，而到时候香港想必已从英国鬼子手里收回，我杜月笙堂堂正正地来到中国土地，更比现在神气。

公馆露台上有小沙发，杜月笙坐下，远眺高高低低的小树林，马尾松、黄樟、榕树，在夜色里格外沉静，似是为了储存精力，待太阳升起，重新争鸣鼓噪。他欣赏广东佬常说的“生猛”二字，不仅可用来形容海鲜，更适合于人，仿佛从早到晚不把精力耗尽不肯睡觉，即使耗尽，躺在床上仍在捣动念头，像被抓到砧板上的鱼仍在挣扎弹跳。上海人亦是精力充沛，底气却比香港人散乱，稍感吃亏便翻脸逞凶，稍得好处即低头过好日子，不似香港人在忍气时能够非常忍气，有机会吐气扬眉便全心全意搜刮所有，什么事都开门见山，不知道婉转为何物。或因香港向来人来人往，大家都没打算久留，使得真正久留的人也错觉自己只是过客，不管发生了天大的事，忍一忍便过去了。也因为被英国鬼佬管得够久，再急，亦不至于乱，习惯在框框条条内东摸西探。生活在这城市，有点似生活在棋盘里，规矩都是看得见的，即连不规矩的规矩也是规矩，不像上海般连规矩也不被当作规矩。

杜月笙是上海人，张啸林不是，生于宁波，成长于杭州，廿多岁始移居上海，出道比杜月笙早，更曾救过他命，后来被杜迎头赶上，难免心有不甘。杜月笙来港前曾找他长谈，张啸林双脚泡在热水里，毛巾敷面，杜看不到他的表情，只听他道：“我不走了，老了，走不动，日本鬼子总要用人，留下来，多少还会给我点面子。”

“那岂不是当汉奸了？”杜月笙边嗑瓜子边道。

张啸林脸上的热毛巾微微抖了两下，显然动气，道：“什么汉奸不汉奸！镛，若说汉奸，我们早就是汉奸！金荣大哥替法国巡捕房办事，不就是汉奸？你和我，难道没替租界的老外做事？日本人是老外，英国人、俄国人、法国人就不是？别忘了你是公共租界董事局里的华董，谁是你的老板？还不是英国人！何况委员长是不是真心抗日，难说。你不会不知道德国人正在拉拢他跟日本谈和吧？不管谈得拢谈不拢，无论最后谁来控制上海，没有我们，谁都管不下去。兵来兵走，将进将退，唯有我们不动如山，谁都不能没有我们。镛，要去香港，你自己去，好自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