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爸爸和我也就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一九八三年的春节,送到我家写春联的红纸越来越少。街上开始有各种春联印刷品,已经流行的“福”字也有了各种字体,这是文化工业在乡村的最初迹象。需要写字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墙上也不再需要写各种标语,商业的广告品也是印刷品,随意张贴在墙头。而算盘开始被计算器代替。“手艺活”几乎从乡村的文化中消失了。
在我大学毕业的前两年,虽然写对联少了,但我还每年帮村委会写一副贴在村礼堂门前的春联,要用六张红纸写成。到了一九八五年,我不用再写了,给村委会看门的老通信员死了,村委会也不需要人看了。写春联的事没有人管了。乡亲们也不再找人写春联,都从镇上买回印刷好的春联张帖。
我给这个村庄最后的“题字”,是为我的母校写了校名。镇上管文教的领导多次邀我写校名,我都婉谢了。隔了一段时间,我已经忘记这事,有一天接到他打来的电话,说学校大门重建,等我的字做设计。我推辞不掉,就提出写归写,但不署名。双方就这样妥协了。这年的春节,我回到村上,看见了自己的字,站在门前,想起童年、少年读书的时光,竟然觉得自己和村庄都老了。学校的门前也一样有几处草堆子,而现在草堆子更多了,学校也无了声息。我们这个村庄的孩子,在这个世纪初到邻村的中心小学读书了。据说是因为村上的学龄儿童越来越少,而邻村又和好几个村子都在公路边,交通方便,镇政府便在那儿设了中心小学。此事曾在村上引起哗然,在外工作的人也干预过此事,提出应当把中心小学设在我们村,因为从解放以来,我们这个村就是东半部的教育中心,几十年都有小学、初中,一段时间还有过高中。最终,村上的孩子还是跑到外面读书了。我回去的时候,听到感叹:这个村没有地位了。父亲是在村上的小学撤除之前退休的,比他年轻的那些同事现在差不多也都退休了。一个没有学校的村庄,就像缺少了灵魂什么的。我的那几个字挂在校门的墙上,孤孤单单。它们仿佛如我站在那儿,追忆着往昔的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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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与想象(1)
回故乡的路越来越方便、通畅了,几乎是高速公路。不用过长江轮渡,长江水可望不可及。往盐城方向,到了姜堰的溱潼镇,再下高速转往乡村公路,时堰镇就在不远处,莫庄村就在不远处。汽车越过一大片湿地,乡村景象已经被收拾整理过,田野成了休闲场合的布景。但它潮湿和青涩的气息,仍然是我少年时的呼吸。特别是清明时节,遍地菜花,灿烂得遮蔽了少年时曾经的贫困底色。我通常是在这样的情景中,才有田园牧歌的感觉,或远或近的诗意在我身边飘荡又转瞬即逝。那个村庄就在前面,我从这条路过去,到了那儿即便不是转身返回,但也只是个客人。
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找到一个地方,在那里可以眺望那个村子——我明白这已经不可能。如果还有这么个地方,那也只在自己内心。内心,有时而不是经常,可能会筑起一个高坡,高坡上长着一棵树,楝树。我爬到了树上,楝树果顺着我的裤管七零八落。这是仲秋的季节,村庄清晰地卧在纯净的天空下,稻子快要收割上场了。还有小镇上喧闹的石板街,我初恋的同学又突然出现在街上,我们擦肩而过。
*年夏天的傍晚,我抱着女儿站在庄前的水码头上,我没看到村中的一个少年像我和我的同伴当年那样,从码头下水,然后舒展自己的身躯,仰在水面,望天空漂过。每一代少年都有自己的游戏方式,他们和我们不一样。
一九八五年的八月,我结束了和这条河的亲密关系。在这个夏天,我还时常从北岸泅到南岸。夏天过后,我工作了,再也很少会在夏天回到村庄。村庄通了自来水,河流开始与我们的喉咙没有直接关系。现在的孩子,也不像我们那时野性了。我沉浸在小河里,但我看不到有人从桥上跳到河里。而我自己也没有少年时的胆量了。
我有些感伤,小学时代酷暑中的无数个下午难道是乡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夏天吗?水泥桥板烫得像烙铁,我和几个同学*了衣服在庄前的大桥上猛地往河里一跳。这是我对夏天最热烈的呼应和最强烈的反抗。我们在夏天与夏天呼应、对抗和妥协。比起很难有机会洗澡的冬天,我们欢呼夏天的到来,身体的舒展也告诉我们夏天是个生长的季节。我们等待秧苗茁壮,等待秧苗栽插,等待稻子扬花抽穗。只有炎热的夏天,瓜果才会熟得发甜,只有夏天,才有雷鸣电闪狂风暴雨,而且我希望我就是它们。只有在雷鸣电闪风雨大作时,我才觉得自己憋足了的压抑有所缓解。真是老天爷啊!雷鸣是老天爷的喷嚏,闪电是他乡间小道上行走时的手电,狂风是他的呼吸,暴雨是他憋了一年的喜怒哀乐之后终于哭出来的泪水。——我在这样的想象中完成了少年时的童话创作和自我抒发。很难设想,在雷鸣电闪狂风暴雨之后我们是怎样地欢乐。成群结队到田间,打开缺口放掉水沟的水,哗哗的水冲击着河面,水花四溅, 这是我们村的瀑布。于是,躲在深水处的鱼儿开始露出水面换气,我们放下鱼钩和网。等第二场暴雨降临之前,我们已经背着鱼篓回家了,不管老天爷在天边如何打喷嚏。
我也喜欢春天与秋天的模糊,春秋衫就适应了这样的模糊。春天的韭菜特别香,割一把,韭菜炒鸡蛋,这是我四月生日时最好的美味。秋天的米饭太香了,新米出来了,先吃饱一顿,余下的放在缸里应付从来没有间断过的饥饿。我们只是说秋天是个收获的季节,其实秋天也是个过渡的季节,夏天太裸露了,没有秋天的矜持,冬天又失之突兀。冬天虽然曾经在多少年都让我饥寒交迫,但是,如果没有冬天,村庄和它的万物就没有喘气的时刻。现在想来,冬天是万物的休闲日,冬天让我们知道了生命和时间的节奏。农谚说:麦一种,手一拱。真的是,冬天的炊烟也懒懒散散。刮过不停的风,下过不止的雪和流不完的鼻涕,总让我们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等待阳光。如果天放晴,我们一排同学在教室外的墙上“挤癞子”,或者拔河。星期天或者每天的夜晚,我在昏暗的灯下使劲地搓草绳,编草包,一个冬天下来,可以挣不少工分。我曾经过度赞美秋天,但在一九八年那个大雪的冬天,我踏雪从邻村的学校回家时,站在两个村的交界处,看贫瘠肥沃瓦房草房东西南北都被大雪覆盖得不分彼此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了冬天的宽厚、包容和平等。秋天只管收获,苍白留给了冬天,落叶留给了冬天,一切都在冬天蛰伏。只有下雪,雪会覆盖苍白掩饰萧条,让麦苗在雪底下等待伸展的日子。 。。
眺望与想象(2)
我已经在没有季节的日子里生活得太久。有节制的露珠、阳光、雾气和泥泞,是季节分明的表征。我想起来了:冬天屋檐垂直的冻丁丁像支长长的温度计,测量着村庄的体温。秋季的颜色在稻谷收割后只剩下天空、秋水、树叶、土地。春蚕在把一片片桑叶剪去。夏天的闪电比村庄所有的电灯都明亮。我的呼吸冬寒夏热春暖秋凉。在我离乡时村庄还是这样的季节,这成为我的记忆。可现在,春天似乎从未离开,夏天在室外,冬天早就被融化,秋天的落叶被环卫工迅速扫除。我明白,那个村庄也没有我说的季节了,和我现在的居住地一样,村庄分明的季节也在消失之中。村庄昔日的邻居, 有些人家已经装上了空调,至少都有了电风扇,庄前大桥上再也没有乘凉的人群。我曾裸泳的河流,早已被污染,沉在河中的稻草泛出绿汁和水沫,水草腐烂了,又一簇一簇长出,再也很少有人在河里游泳了。
好在村庄现在还是敞开的,敞开的村庄仍然有风,仍然有一抬脚就踩到的泥土。因为它的敞开,我才能回到有季节的村庄,过去的村庄。
在离乡后的二十多年,县电视台记者到我生活的城市采访我。他们有个“天南地北东台人”的栏目,在二一年时就和我联系,我婉谢了。又过了三年,他们带着摄像机和提纲直接到了我的办公室,只能遵命了。我在谈话中说:如果别人觉得我的文章还有点才情,那么,它来自于那个村庄,来自于清澈的小河、葵花上的露珠、麦芒上的阳光和山芋藤上的雾气、田埂上的泥泞。我是和它们一起生长的。当时我没有说出口,还有我自己在寒冷的冬天流下来的鼻涕。
现在,当我坐在书房时,大雪纷飞。但我已经不觉得我面前的是雪景,而是灾难。我站在街道上,和我少年时站在村口的感觉不一样。那个村庄的雪也是这么大吗?
我一直设想,在退休之后,能够回到乡村去,不一定就是我生活过的那个村庄。我想种地,过一种最简单的生活。这样的想法,在今天可能被视为一种浪漫,甚至是一种中产阶级的情调。坦率说,我并不完全厌恶我今天的生活,虽然在我的周遭有许多让我厌恶的人与事。一个人难免不碰上自己厌恶的人与事,因此,你若是想让自己清净,只有尽可能不做令人厌恶的事情。但洁身自好其实也是很脆弱的,这犹如我小时候,再怎么爱干净,还难免一出脚就会踩到路上的鸡屎、狗屎之类。不管怎么说,乡村的生活总是简单的。我二十岁之前生活在乡村,虽然也有不如意的人与事,但从来没有估计到二十岁之后,会遇见恶到极处的人与事物。所以,我想回到乡村,那里总是会比我现在的处境简单。我已经明白,一切最终都会归于简单。但如果是以前的乡村,我在生活上肯定不适应了,我适应的是其中简单的背景和清新的空气。以后的乡村怎样,我无法预测,可我相信总有这样的地方。
当然,我一直想有重新走进田野的机会。说亲近自然是矛盾的,文明的进步之一是让人部分地和自然分离;进步之后生了文明病,又需要部分地亲近自然。我想走进田野,是想劳动。劳动之美早就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大学期间,唯一有机会赤脚走进田地,是暑假卷起裤管到水稻田薅草。水稻田里的泥柔和润滑,但你不能尽情地滑行,反而要控制自己的步子,否则会殃及水稻。稻田的水中有泥鳅、田鸡和蚂蝗、水蛇游动。我从小恐惧蚂蝗和水蛇,但学会了对付蚂蝗,如果它已经咬住了你的小腿,只要用巴掌一拍,它就会掉下来。可是,我一直没有办法对付水蛇,唯一镇定的是,村里人总是说水蛇不咬人,即使咬了也不要紧。其实,咬了以后还是有些问题的。在水稻田我从来没有碰到过蛇,只有在河里捞水草时才有让我胆战心惊的时刻。我记得自己趴在船帮上手臂在河水中搅动水草,于是,蛇也顺着水草在自己的手臂上绕圈儿。这个细节,会让我一个夏天都有起鸡皮疙瘩的感觉。在稻田的水放过以后,薅草时留下的脚印就裸露出来,直到收割以后,还可以找到自己的脚印。 。。
眺望与想象(3)
可能因为少年时与田野有这样的亲密关系,我后来对所有作品中关于农事的叙述和描写都有特别的好感。当我读到韩少功的《山南水北》时,我清楚了自己的朦胧意识,我在关于这本书的札记中,说了这本书,也说了自己对过去和未来生活的理解。而种种想法,仍然是在“田野”之上生长的。在我认识韩少功时,他已经在八溪峒筑巢而居。少功移居乡村,曾经是媒体一大新闻,坊间也有种种传说和猜测。——在少功的新作《山南水北》面世之后,可能许多人会发现,当年的一些推测显然小瞧了韩少功的迁居之举。这些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了的、作为消费主义文化符号的“怀乡病”之类的东西,以及这类符号背后空洞的或者扭曲的灵魂。九十年代以来,文学与思想文化界累积了众多这种文化符号的读本。《山南水北》对积贫积弱的思想和写作方式无疑是沉重的一击。我在图文之间,重逢了当下汉语写作中久违的田野之气,重逢了我所熟悉的那个既“仁”又“智”的韩少功。我不想描述少功的思想状貌,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他说到他在八溪峒的居所及乡亲时,他是忘情的,仿佛在农家聊天,卷着裤管、袖子,手指夹着烟吞云吐雾。
九十年代以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巨大而又杂乱的符号体系中。这是一个庞然大物,许多人面对日益逼近的庞然大物有着不安感。选择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对抗这样的庞然大物,并不是一个业已解决了的问题。以“沉潜”的方式来保持自己的特立独行,是知识分子长期不变的选择。而沉潜者是选择“书斋”,还是选择“田野”,又分出两条路径来。我们需要确立一个支点,让自己的思想与美学在乡村中找到本原并深深扎根。正是在这个转换中,才有可能把“书斋”搬迁到“田野”,才有顶天立地的可能:亲近大地,仰望星空。回到“原来”已经不可能,但在那里重新出发仍然充满诱惑力。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回到生态之中的“新寻根文学”。《山南水北》是一本有关大地的美学,也是有关劳动的美学的书。对山野自然和民间底层的观察与描述,使本书生气勃勃。它所呈现的场景和与之相关的世相,是书斋之外的“象”,也是书卷的字里行间消失了的“象”。少功的文字因此和大地的血脉相连,而我们也因此听到了他的呼吸,闻到了他的汗水,见到了他的两腿泥。而且,我特别想指出的是,那些带有原生态的细节构成了这本书的肌理,这已经是无数作家丧失了的能力。
当年在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审美的优势时,不少作家虽然也深入民间,但书写历史的观点并未形成。几年前,我在与少功的对话中,他曾经批评我们的史学,认为史学基本上是帝王史、文献史、政治史,但缺少了生态史、生活史;换句话说,只有上层史,缺少底层史,对大多数人在自然与社会互动关系中的生存状态,缺少了解和把握。如果我们在生态史、生活史,或者底层史的视角里考察,那么究竟是选择城市还是乡村,其实并不是个问题。在生态史和底层史的构架中,城乡的结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感慨,许多知识者盘腿坐在农家的小院子里,我和我的许多同类在阳台上仰望天空。以创作而言,众多的作家和学者已经处于无根的状态,甚至早已被拔根而起。我们心中可有自己的南山北水?
眺望与想象(4)
在诸多农事中,我喜欢的是收割,收割稻子和麦子。少年时,无法用镰刀,只提着篮子去拣麦穗和稻谷。再大些,快成青年了,我已经能够和大人一样在田里挥舞镰刀。在收割之后,就是晒场,晒麦晒稻。在春夏之间,在秋收之后,我和伙伴们就忙着晒麦,晒稻。
不必说乡场上,那些做了晒场的天井,到处都是赶来吃麦子、稻子的麻雀。随便站在晒场的哪个位置,你双手一挥,大声一吼,埋头啄食的麻雀反应迅速,一个雀跃就逃之夭夭了。大人要干活,不能成天站在那儿大声一吼,双手一挥,老人和小孩这就有了差事。
碰上星期天或节假日晒场,我们兴奋不已。坐在小凳上,拿根赶麻雀的长竹竿,不时挥挥,麻雀就不敢靠近晒场。但麻雀也有灵性,看你没有更切实的措施,它们照样落到晒场上啄食,你用竹竿赶它,它视而不见。我们要发火了,一边大声吼着,一边用竹竿猛击晒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