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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扶植一个能够遵守其制定的“规则”的人做“领袖”。作为回馈，这位“领袖”制定的国家政策也大大有利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色列也遵循这一“潜规则”。在这些国家，选举离真正的*还有一段距离，候选人如果对抗“支持者”，当然也不会得到任何选票。一些总统在欧洲和美国的支持下居位几十年，而代价就是为这些“支持者”提供优惠的石油，同时也是“支持者”的军火大客户，为“支持者”提供高额的军火利润。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西方国家可以使用任何方法：军事干预（以前是越南和格林纳达，现在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将来的伊朗和叙利亚）、用“安全建议”对一些国家进行最后通牒（现在对伊朗和叙利亚采取的就是这个手段）、利用所谓的“无政府组织”进行“活动”、勾结地方政治或经济领袖进行牟利等等。与这些对西方强权唯命是从的国家不同，中国在制定经济和政治战略决策时，没有受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的发展方向，彰显了独有的个性和特色。

第二个让西方世界感到挫败的是，中国能够吸取外来精华，使之适应中国国情，即“中国化”。就像佛教并不起源于中国，当它传入中国后，已经被转化为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了，也成为了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的自由主义经济启发了中国，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在西方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他们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国能够在政治领域发展的基础上，并且尊重中国人民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构建一个“中国式”的*体系吗？西方人很难想象真实的中国体系，同时也不能完全理解中国的独立发展模式。当然中国的战略规划受到了领袖的影响，而政治*也以“金字塔”的形式在逐渐形成，基层干部（村官、县长等）的委任也是通过选举的方式。逐渐建立*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伟大的转变。在这里我还要强调一点，一些欧洲国家，在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中，在*深入人心的同时，还是有一些违背*的不和谐的音符（纳粹、法西斯、法国的维西政府等）。这些政府和他们的首脑在欧洲施行*专政，并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和他们的政府居然也是通过*选举而来的。

数十年前，西方的一些人开始宣传中国会因为其政治制度而使政权倒台。事实恰恰相反，中国在历经艰辛后，取得了辉煌成就。

而目前也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论：“*”PK“中国和平崛起论”。持第一种论调的人为了证明其观点，卖力地揭发中国发展中的所谓“野心”，他们认为中国的领导人有霸权主义的倾向，目前的*只是在掩饰其野心而已，将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演变为“中华帝国”，并且称霸全世界。在这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恶语中伤中国的极端分子眼中，中国只是不断地分析国际社会形势，还将跨越国界，建立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这些“敲打中国”20世纪80年代，“敲打日本”专指将美国经济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日本，从而掀起的一场声讨日本的运动。的人纠集了一些同党，在中国准备奥运会的同时，利用西方的媒体大量播放一些中国很久以前落后农村的恶意宣传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而支持中国和平崛起的人，则找到了可靠的论据：2003年中国领导人的“北京宣言”给了曾经担心“中国威胁”的国际伙伴一剂定心丸。在国际争端中，中国领导人尽量调解，使其和平解决，而不是用武力。当然，还有很多西方人用观望和怀疑的态度来看待中国。

该怎样评价中国的发展呢？她的政治体制的发展、世界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战略军事的和平定位都可以显示这个国家的务实和活力。这些特点完全可以让那些对中国有敌意和持怀疑态度的西方人宽心。虽然中国依然走社会主义道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但是她不会再回到从前（“*”时期）那个没有法律约束的年代。如今的中国在学习并运用了西方经济体系后，西方人也能够越来越准确地衡量她的发展界限。曾经是亚洲核心的中国也经历了千年的沧桑、外来的侵略和无情的屈辱。但是她也拥有了不起的发明，像火药和印刷术等。她拥有人类很多珍贵的世界遗产，很多经典思想至今还影响着亚洲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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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跟美国对抗的都是强者

19和20世纪的历史使中国人意识到他们几千年来政治体制的陈旧、技术上的落后、过时的观念，总之迫切需要冷静下来重新思考。各种尝试在两种极端间徘徊，一是伴随着义和团起义彻底地用暴力拒绝外国的一切事物，另一个是彻底地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推翻封建王朝，譬如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共产主义革命。在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那些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支持的革命家们，要求结束这些可悲的恶习并重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这是19世纪中期以来第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

毛泽东形容美国及其盟国为“纸老虎”，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在分析了德国纳粹、俄国沙皇和日本幕府灭亡的例子后，他预言美帝国主义也必将走向衰落，尽管美国拥有核霸权毛泽东1958年12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做出这种分析的根据是“全世界人民”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力量”在与“帝国主义力量”的较量中取得的胜利。但是除了抗美援朝以外，他并没有在中美之间掀起直接的无法回避的对抗。

事实上，抗美援朝是中美军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正面交锋，中国军队自称为“志愿军”，目的是避免中美冲突达到顶峰。1953年2月7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第一届第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是希望和平的，但同时也严正宣告：“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决心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实际上北京当时认为美国直接威胁到了新生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利益，因为美国的庞大军事力量持久地驻扎在朝鲜半岛上，并把他们的军队部署到中国边境上。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考虑使100万士兵复员，这些军人帮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而维持这样一支军队将给国家财政造成沉重的负担。但是，由于此时中国卷入了战争，这一进程被明显推迟了。与美国的直接对抗使中国与西方世界之间长期处于决裂状态，这是北京极力想避免的玛丽·克莱尔·贝尔日尔，阿尔芒·格兰著：《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巴黎，1987年版，第16页。。尽管中国一直支持越南*共和国，但直到1973年，中国的武装力量再也没有与美军发生直接的冲突。由于地理上的邻近，中国和苏联的不和带来的威胁更加直接，中国的领导人寻求与华盛顿达成谅解。这种努力最终促成了1972年2月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历史性的访问，以及随后在1979年1月1日两国外交关系的建立。

由于意识到了她在军事、经济及战略上的弱小，在19491979年之间，中国不失时机地努力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首先是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联合，旨在对抗美国。美国在技术和军事上的优势直接威胁到了中国在亚洲的根本利益。随后，中国又与美国结盟以便对抗苏联，苏联20世纪60年代末奉行的包围战略、越南与苏联的关系日益亲密，已经成为中国的主要忧虑。在10年的时间里，在与莫斯科决裂和与美国结成紧密关系之时，由于缺少可靠的盟友，中国被置于了一个十分微妙的境地。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加速了核武器的研制，并在1964年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中国选择了保持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量，来回应她在国际上的孤立，并抵御可能遭到的威胁。

随着1978年经济改革的实施，国际力量的对比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地位已经大不一样了。经济发展超越了意识形态，*希望通过改革实现富国强兵。这一理想使中国的很多作家想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的屈辱历史。

在“四人帮”倒台后紧接着上任的中国领导人意识到，30年来中国和她的伙伴及对手之间积累了巨大差距。1977年的中国，不再是激进的意识形态统治一切，数百万男人和女人开始把全部的人生都投入到了对理想的追求中。当时人们正在清算旧账，党内正在进行路线斗争。数百万知识青年曾被下放到农村，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贡献在那里，他们是在党的要求下到农村去学习生产技能。中国应该重新站起来，开始工作并忘记“猫的颜色”，中国人民从50年代以来所遭受的痛苦在19661976年之间达到了顶峰。现在这些痛苦结束了，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长期的工作重点。*著名的口号“发家致富”给中国注入了强大动力，使她摆脱了过去那些意识形态上的束缚，并走上了一条发展的道路，这可以使人民在一个合理的期限内达到韩国或葡萄牙的生活水平。尽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大幅超过了这两个国家很长时间（2004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060亿美元，葡萄牙1683亿美元，韩国6797亿美元）。但由于人口众多，中国距离这个目标仍然还很遥远（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不多是这两个国家的十分之一）。对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在全国范围内的分配，还停留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应该在微观经济上的层面上实现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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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凭什么把全世界所有问题归咎于中国？

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上的崛起，在美国和欧洲激起了出人意料的巨大反应，并且可能是畸形的反应。2005年1月之后，纺织品配额被提高了。我们要特别注意从那时起，被媒体轮番轰炸的西方政界在谴责中国的企图上让步了——当时中国被指责要对所有的不足、战略错误、其自身经济体系以及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负责。全世界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中国，从对碳氢燃料资源掠夺性的威胁到对关税的操纵，还有非洲大象的消失……新一轮的攻势发生在临近北京奥运会的时候，主要是在西方政界和媒体（不是公众舆论）内部出现了一种歇斯底里的反华论调。记者对独家新闻的需求，金钱对媒体的诱惑（妖魔化中国能增加报纸销量），反对共产主义的政治操纵，政府官员试图转移舆论对日常问题和经济萧条的注意力，大多数记者的极端无知，大部分非政府组织的过于天真以及某些隐秘力量的共同策划，所有这些因素都对这波攻势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中国对世界影响力的增大给如今这些有关“*”的言论提供了发挥空间，由于缺少可观的信息，面对占主导地位的强烈的反华意识形态，公众无法对这些言论的合理性作出自己的判断。

某些政治人物的一家之言和有些作家的作品散发着一种历史的气息，而人们认为这段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就被载入史册了。虽然那些被使用的字眼明显是为了反映21世纪初的现实情况，但在那些讽刺的词语背后（“过分增长”，“吃人肉的扩张”菲利普·科恩——吕克·理夏尔著：《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2005年版，第141页。，“靠员工或工人平均500元的工资，的确可以生存下去，但不能享受一个勾引人欲望的新型消费社会带来的好处”菲利普·马斯奈著：《疯狂的中国》，1997年版。），人们几乎忘记了西方社会中被遗弃的那些人——没有固定住所或最低工资保障——只是傲慢地看着中国人，他们被“追逐金钱的竞赛中普遍的疯狂”所震撼，认为这种疯狂将他们引向了一个奇特的场景：“大商场变成了‘老百姓’最喜爱的散步场所。有时只是个小柜台。经常会有惊人的买卖，与老主顾的收入无关菲利普·马斯奈著：《疯狂的中国》，1997年版，第14页。。所有与西方“民众”日常生活相似的行为都被认为是一种明显的低俗信仰。

三、19世纪西方就开始流行“黄祸论”（1）

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那个时代把拿破仑·波拿巴那句真实的广受争议的名言（事实上是作者阿兰·佩雷菲特本人捏造的），当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标题，从而成就了他在出版业上的成功：“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会为之震撼”。如今这句话在欧洲被重新称作adnauseam拉丁语，发自内心的憎恶，译者注。旨在揭示中国带来的威胁。今后在这句话的基础上还要加上“黄祸”这个被反复谈论的词语，19世纪末以来这个词在拥有亚洲殖民地的国家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德国，第一次出现了gelbe　Gefahr　这个说法，用来指die　Bedrohung　der　weissen　durch　die　gelbe　Rasse　（黄种人给白种人带来的威胁）威斯巴登著：《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1969年版。。“黄祸”这个词在当时经常与一些带有浓厚种族主义色彩的说法联系在一起，它们包含了一些用来形容昆虫的隐喻，因为其人口密度已经使那些东亚大国不堪重负。今天，这些说法很难直接被人接受，但在用所谓玩笑的口气描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她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时“中国象征新的黄祸吗？”，Alternatives　，2005年10月26日；“黄祸？”，　Plus　Loin，2005年7月3日；“奥林匹克精神vs霸权的确认　：　姗姗来迟的黄祸？　”，2004年9月14日；“中国：新的黄祸？”，　Le　Devoir，2005年10月19日。，我们越来越频繁地发现了它们的身影。实际上，这些都是关于中国的文化主义的观点，是由对中国政治和历史的不了解，基于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最终的判断混合而成的。流行的口头禅是经久不衰的，并为有关中国的惊人发展的争论提供了原料：中国人发现自己被赋予了一些与生俱来的优点和缺点，这使他们成了“特别的”民族。他们灵巧，顺从，善于仿制别人发明出来的东西并达到几乎相同的品质，但是缺乏想象力……在戈宾诺伯爵或厄内斯特·勒南　19世纪法国作家，文化种族主义神学家。最好的著作里，有成套的形容词来说明他们的活动，即使有关词语比以前更加谨慎。如此一来，在中国建成的商业中心都是“华而不实”的，中国的某个大众作家只是“狡猾的文笔拙劣的人”《中国会成为我们的噩梦吗？》，第192页。，文化演出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维持不断创新”，手机使用者“尤其喜欢在公共场合玩弄手机，并很可能一个电话也不打”（而在其他国家里所有相似的情况都只是纯粹的巧合）。中国人的增长消费变成了“几亿个个体令人厌恶的大量消费”，娱乐场所诸如电影院或卡拉OK不遵守安全标准，“只要这灯红酒绿能让不知情并且渴望找点乐子的顾客一见钟情”。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近来越来越多的对中国发展的诋毁，总是把那些人们在发达国家同样也可以看到的现象或行为归咎于中国，就好像是中国的特产一样。

贪污*是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特有的现象吗？2005年由国际透明组织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印度、韩国在贪腐方面是亚洲的头两名（中国也难逃调查的法眼），意大利、法国和希腊占据了欧洲前三名的位置。卖淫、无家可归者、工作非常不稳定的劳动者、数百万工人社会保障的缺失、工业化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有这些问题确实都是中国政府要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