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几乎是被人流冲出检票口的。火车奔跑了三十八个钟头,这里是它的终点。乔怡替徐教导员拎着手提包,闷闷地走着。达娅东张西望,一会儿说车站牌楼比过去高了,一会又说他们走时没这么多的花。人熙熙攘攘,乔怡任他们挤来撞去。下了车,她感到更茫然了。
他们走向车站广场。广场四周依然聚着卖竹器的乡下人,各种竹篮被涂得花红柳绿,有人走过时,他们便齐声叫卖。桉树下停着三轮货车,上面码放着诱人的柑子子。初夏是有花无实的时节,达娅上前看了看,就伸着舌头跑回来了。那价钱显然吓着了她。但她依然频频回顾,一面毫无指望地看看爸爸。再往前走,街两边横满竹竿,上面飘飘洒洒尽是些应时服装,小贩们口惹悬河地推销着商品。只是近年来,这些人才获得如此磊落的神态;又自女排蜚声全国,他们得了个颇光彩的名字,叫“二传手”。
到了五路汽车站,徐教导员对乔怡说:“我们得分手了,我亲戚家就在前面不远。”他执意不让乔怡送,将两只手提包一前一后搭在肩上,蹒跚走去。达姬跟在他身后,不时被街景吸引,停下脚呆看,老头儿不得不几番回头呼唤……
车还没有来。乔怡一直目送着他们。她突然感到一阵心酸——徐教导员变得多厉害呀,背驼了,步子碎了,连动作表情也显得委琐了。过去以干练著称的体态,现在竟显出几分龙钟。最可怕的是一种无形的变化,过去那种近乎蛮不讲理的自信不见了。
七十年代初,乔怡和十几个上海新兵在这个广场上集合。他们你推我搡,为一点点磕碰尖声抱怨着,列好了很不象样的队伍。一个瘦高身材的军人走过来,他的步伐似乎用测距仪量过,显得那么平稳均匀。他穿着洗白的人字呢军装,膝盖上有两块精致的补丁。奇怪的是,他往队前一站,这群穿着军装的大孩子大气也不吭了。
“立正——”他不知从哪里迸出一种金属撞击似嗓音,随后行了个漂亮的军礼。这过分庄重的礼节使大孩子们傻里傻气地鼓起掌来。
“肃静!”他对这捧场毫不领情,膀子短促有力地一挥,有点凶,“稍息。”
面对十几张肃然起敬的面孔,他把双手卡在亮锃锃的腰带上。
“同志们!你们是干什么的?是战士!从今天起,你们和他们(指指围观的老百姓〉是军民关系!对不对?”
新兵们又犯傻了,一齐开心地笑起来。
“笑什么?!从现在起,你们要逐渐缩短老百姓到军人的距离!懂不懂?”
“懂——”这次大伙接受了教训:军人是不能随便笑的。
他满意地欠了欠脚跟,接着谈起解放军是个怎样的大学校,大家庭。不作美的天在这个最庄严的时刻下起雨来。队伍里的桑采伸出舌头去接雨点,身材最矮小的黄小嫚缩得更矮了,还有两个姑娘掏出花手帕顶在头上。乔怡更是骚动不安,她军帽下拖了一根长长的辫子,听外婆说,淋了雨,长头发非生虱子不可。而这个穿人字呢军装的人眼皮也不眨,仍笔直地站在那里,讲着“大学校、大家庭”。雨下大了,队伍开始骚乱,新兵们都缩起脖子,表情又可笑又可怜。十三岁的桑采终于耐不住叫道:“下雨了呀……”
“徐教导员,”将要任女兵班长的田巧巧站出来替大家请愿,她是有一年军龄的老兵了,“是不是先上车?……”
徐教导员阴沉沉地看着这个不象样的队伍。
“立正——!向右看——齐!”
新兵们看见右边停了一辆红白相间的大轿车,只等一声“解散”,他们就准备逃到那里面去。二月的雨,淋在身上不怎么带劲儿。可徐教导员毫不动心,把身板挺得更直了:“你们虽是文艺兵,但首先是个兵!是野战军的文艺兵!所以要象个兵样!”
队伍里有人斗胆发议论,说他“比郭建光还郭建光”,“比杨子荣还杨子荣”。他让大家披上雨衣。而等新兵们将周身裹严实后发现他那发白的军装颜色变深了,被雨淋湿的部分在迅速扩大版图。他毫不在乎,嗓门依然发出金属之声。新兵们不再有想逃的了。看着这个“兵”,他们开始玩味“兵”的含义。刚才围观的老百姓一转眼全逃到有屋檐的地方去了。只有“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逃。仿佛他们顿生一种“兵”的意识,顿悟一种“兵”的骄傲。他们学他的样,都把腰挺得直直的……
那一天,他们步行进入军营,在徐教导员带领下,一路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桑采嗓子唱劈了,黄小嫚在雨里直吸溜鼻涕,乔怡的背包不久就到了田巧巧肩上。多数人走得歪歪趔趔,哼哼唧唧。事后他们才知道,这位教导员领着他们几乎绕城走了一周。
五路汽车来了,乔怡最后一个上车。她对任何事情都显得缺乏热情,或者叫心不在焉。
她的心不在焉曾惹恼过不少人。徐教导员头一次就发现了她这个特点:“大家都唱歌,你为啥不张嘴?”
“……对不起,”她大吃一惊,“每个人都必须唱吗?”
“部队嘛,不管干什么都应该步调一致。懂吗?”
“懂了……”她赶紧唱起来。可她始终没弄懂进食堂干吗非唱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