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七岁那年,因为帮村东重病卧床的老太太写了几次信,又读了几次信,她就夸我:你这孩子心善,总有一天,会有很多萤火虫给你照路,去考状元!
两年后我到上海读中学,一天晚上约了几个同学去看电影,半路上突然下起了大雨,我们就躲进了一家杂货店。店老板询问了几句,不相信我们这么小就成了中学生,我们只得拿出学生证给他看。他一一看罢,叹一声:你们全是秀才。
再过几年,我获得了上海市作文比赛的大奖,领奖时主持人说:这位就是状元。
——这些零散的记忆说明,直到我的少年时代,像“状元”、“秀才”这些科举概念,还是人们的日常用语。
几年前,我去四川阆中,仔细参观了那里保存得非常完好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两位记者问我:“如果把时间倒退两百年,您会在这样的贡院里充当什么样的角色?”
我说:为了不让我父母伤心,我一定会来考,而且会考得很好,因此不久又会成为考官,主持这里的考试。但是,如果开始来考试时遇到不礼貌的待遇,我会拂袖而去,从此浪迹天涯。
可见,科举考试虽然已经废止了一百年,但对于现代中国文人而言,仍然是“前世今生”,一种集体的生命贮存。
但是,从少年时代开始,我们受到的教育,读到的书本,看到的戏剧,基本上都是否定科举制度的。陈世美、蔡伯喈、范进、孔乙己,这些妇孺皆知的艺术形象,都以自己的人格沉沦,阐述了否定的理由。
既然曾经与全国文人的命运息息相关,那么,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当然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褒贬好恶。我们这一代已经不在其中差不多一个世纪,距离给了我们冷静,理应对这个问题重新作出整体的理性判断。
除了阆中贡院外,我还参观过南京和北京的科举考试遗址。一个个小小的房间,密密层层地排列着,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所在?
二
科举制度在中国整整实行了一千三百年之久,从隋唐到宋元到明清,一直紧紧地伴随着中华文明史。科举的直接结果,是选拔出了十万名以上的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这个庞大的群落,当然也会混杂不少无聊或卑劣的人,但就整体而言,却是中国历代官员的基本队伍,其中包括不少具有高度文化素养的杰出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
我始终认为,中华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各大古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特例,科举制度起了最关键的作用。
试想,在一千三百年的历史上,每隔三年就有大批文官选拔出来,参与管理庞大的疆域,这种奇迹,其他古文明连做梦都无法想象——它们始终没有构建起可长期持续的管理者选拔机制。更重要的是,选拔的标准是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这使一代代无数年轻的生命为了争取仕途而朝夕诵读,一旦考中为官,又以这种文化“治国平天下”。因此,文化也就获得了最有效的延续。这种情况,在其他古文明中也没有出现。
这还不重要吗?
此外,为了选出这些文官,几乎整个中国社会都动员起来了。而这种历久不衰的动员,也就造就了无数中国文人的独特命运和广大民众的独特心态,绝不是我们一挥手就能驱散掉的。
科举制度的诸多毛病,其实从一开始就有人觉察到了,许多智慧的头脑曾对此进行了反复的思考、论证、修缮、改良,其中包括我们所熟知的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王安石,等等。不能设想,这些文化大师会如此低能,任其荒唐并身体力行。
三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
世袭是一种。这种方法最简便,上一代做了官,下一代做下去,中国奴隶制社会中基本上采取这种办法,后来在封建社会中也局部实行,称之为“恩荫”。
世袭制的弊病显而易见: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