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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的宣言(第1页)

《马可·波罗游记》说,杭州是世界上最高贵、最美丽的城市。杭州之外,中国还有很多别的美丽。

于是,哥伦布把这本游记放在自己的驾驶台上,向大海进发。由他开始,欧洲完成了地理大发现。

航海家们没有抵达杭州,但杭州一直隐隐约约地晃动在他们的心理罗盘之上。马可?波罗的话,为什么这样值得信赖?

因为,他来自于欧洲人心目中最美丽的城市威尼斯,对于城市美景有足够的评判眼光。

其实,马可·波罗来杭州时,这座城市已经承受过一次不小的破坏。在他到达的十几年前,杭州作为南宋的首都沦陷于元军之手。一场持续了很多年的攻守之战终于结束,其间的放纵发泄可想而知。尽管后来的十几年有所恢复,但与极盛时的国都相比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就这样,还是高贵、美丽到了世界第一,那就不难想象未被破坏时的情景了。

杭州的美丽,已经被历代文人倾注了太多的描写词汇。这是世间一切大美必然遇到的悲剧,人们总以为大美也可以被描写,因此总让它们沉陷在一大堆同样可以描写小美、中美、平庸之美、勉强之美、夸饰之美的词汇中间,就像一位世界等级歌唱家被无数嘈杂的歌喉包围。

为此,这篇文章要做一个试验,放弃描写,只说杭州之美是怎么被创造、被守护的。

杭州这地方,本来并没有像黄山、九寨沟、长白山天池、张家界那样鬼斧神工般的天然美景。一个浅浅的小海湾,被潮汐和长江带来的泥沙淤积,时间长了就不再与外海流通,形成了一个咸水湖。在这种咸水湖中,水生植物会越长越多,而水则会渐渐蒸发減少,慢慢就会变成沼泽地,然后再变成盐碱地。这是被反复证实了的自然规则。

因此,杭州后来能变得这样美丽,完全是靠人力创造。

首先,人们为那个咸水湖浚通了淡水河(武林水)的水源,使它渐渐变成淡水湖,这便是西湖。然后,建筑防海大塘,抵御海潮肆虐,这便是钱塘——中国历史上最早被记载的海塘。

七世纪初隋炀帝开凿大运河,通达杭州,使杭州一下子成了一个重要城市。由于居民增多,这个城市的用水必须取用西湖的淡水,便在八世纪挖通了连接西湖水源的“六井”,使杭州这座城市与西湖更加相依为命。

九世纪二十年代,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不是来写诗,而是来做事的,而且做得很出色。他遇到的问题是,西湖边上有很多农田等待西湖灌溉,而西湖中间已出现大片苇草地,蓄水量已经大为减少。于是,他认真地研究了“蓄”和“泄”之间的关系,先是挖深湖底,修筑一条高于原来湖面的堤坝,大大增加西湖的蓄水量,然后再根据灌溉的需要定量泄水。此外,他还把民用的“六井”疏浚了一下。

白居易在这里展现的,完全是一个水利学家和城建专家的风姿。这时候,他已年过半百,早就完成《长恨歌》、《琵琶行》、《秦中吟》、《新乐府》,无可置疑地成了不仅仅是唐代而且是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极少数的巨匠之一。但他丝毫没有傲慢在这种文化身份里,而是成天忙忙碌碌地指挥湖中的工程。

大诗人在这里用泥土和石块写诗,好让后代的小诗人们感怀吟诵。他自己的诗句,只是永远地躲在水草间、石缝里掩口而笑,绝不出声,以防后人听到了颓然废笔。

白居易这样的官员在中国古代总是被调来调去的,因此很多人到任何地方做官都在等待下一次调动,在哪里也不会专心。白居易实在是不容易,在杭州留下了那么实实在在的生态环境改造遗迹。

真正把杭州当做永恒的家,以天然大当家的身份把这座城市系统整治了的,是十世纪的吴越王钱镠。这是一个应该记住的名字,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城市建筑者。他名字中的这个“镠”字,很多人会念错,那就有点对不起他。镠,读音和意义都与“鎏”相同,一种成色很好的金子,记住了。

这块“金子”并不是一开始就供奉在深宫锦盒里的。他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贩过私盐,喜好拳射,略懂卜问,在唐朝后期担任过地方军职,渐成割据势力。唐朝覆灭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时期,钱镠创立吴越国,为“十国”之一。这是一个东南小国,北及苏州,南及福州,领土以现在的浙江省为主,中心就是杭州。

钱镠治国,从治水开始。他首先以最大的力量来修筑杭州外围的海堤。原先的石板海堤早已挡不住汹涌海潮,他便下令编造很长的竹笼装填巨石,横以为塘,又以九重巨木为柱,打下六层木桩,以此为基础再筑“捍海塘”,效果很好。此外又在钱塘江沿口筑闸,防止海水倒灌。这一来,作为杭州最大的生态威胁被降伏了,人们称他“海龙王”。

海管住了,再对湖动手。他早就发现,西湖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葑草壅塞、藻荇蔓延,此刻便以一个军事指挥官的风格设置了大批“撩湖兵”,又称“撩浅军”、“撩清卒”。几种称呼都离不开一个“撩”字,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撩,撩除葑草藻荇,顺便清理淤泥。这些人员都是军事编制,可见钱镠把这件事情完全是当做一场大仗在打了,一场捍卫西湖的大仗。

除了西湖,苏州边上的太湖当时大部分也属于吴越国。太湖大,因此他又向太湖派出了七千多个“撩湖兵”。太湖直到今天还在蔓延的同类生态灾难,钱镠在一千多年前就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除了太湖,他还疏浚了南湖和鉴湖。

总之,他与水“標”上了,成了海水、湖水、江水的“冤家”,最终又成了它们的“亲家”。

治水是为了建城。钱镠对杭州的建设贡献巨大。筑子城、腰鼓城,对城内的街道、房屋、河渠进行了整体规划和修建,又开发了周围的山,尤其是开通慈云岭,在钱塘江和西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此外还建塔修寺,弘扬佛教,又对城内和湖边的各种建筑提出了美化要求。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钱镠在从事这些治理和建设的时候,非常注意属地的安全,避开各种有可能陷入的政治灾难,以“保境安民”为施政宗旨。他本有一股顽泼的傲气,但是为了百姓和城市,他绝不希望与强权开故,因此一直故意看小自己,看大别人,恭敬从事,一路秉承着“以小事大”的方针,并把这个方针作为遗嘱。到了他的孙子钱俶,北方的宋朝已气势如虹,行将统一中原,钱俶也就同意把吴越国纳入宋朝版图。这种方略,体现了一个小国的智慧,保全了一个大国的完整,很值得赞赏。

而且,也正因为这样,安静、富足、美丽的杭州也就有了可能被选定为南宋国都,成为中国首席大城市,成为当时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文明汇集地。

钱镠这个人的存在,让我们对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产生了一些疑问。他,不是抗敌名将、华夏英烈,不是乱世枭雄、盛世栋梁,不是文坛泰斗、学界贤哲,因此很难成为历史的焦点、百世的楷模。他所关注的,是民众的福祉、一方的平安、海潮的涨落、湖水的浊清。为此,他甚至不惜放低政治上的名号、军事上的意气。

当中国历史主要着眼于朝廷荣显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地位,而当中国历史终于把着眼点更多地转向民生和环境的时候,他的形象就会一下子凸显出来。因此,前些年我听说杭州市郑重地为他修建了一座钱王祠,就觉得十分欣慰,因为这也是历史良知的一项修复工程。

任何一座城市的居民都不应该忘记所在城市历史上的几个重要修建者,尽管他们的名字常常黯淡于史册,茫然于文本。

杭州实在是太幸运了,居然在这座城市成为南宋国都之前,还迎来过一个重要人物,那就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喜欢的苏东坡。

苏东坡两度为官杭州。第一次是三十多岁时任杭州通判,第二次是五十多岁时任杭州知州。与白居易一样,他到这座城市里来的时候也一点儿没显出旷世诗人的模样,而是变成了一位彻彻底底的水利工程师甚至,比白居易还彻底。

他不想在杭州结诗社,开笔会,建创作基地,办文学评奖。他甚至不想在杭州写诗,偶尔写了一首“水光潋滟晴方好”,在我看来只是一个寻常的比喻,算不得成功之作,苏东坡仅仅是随口吟过,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他那忧郁的眼神,捕捉到了西湖的重大危机。如果一定要把西湖比作美女西施,那么,这位美女已经病入膏肓,来日无多。

诗人的职责是描写美女将死时的凄艳,而苏东坡是想救她。因此,他宁肯不做诗人,也要做个真正的男人。

他发现,第一次来杭州做通判时,西湖已经被葑草藻荇堙塞了十分之三,而当第二次来做知州时,已经堙塞了一半;从趋势看,再过二十年,西湖将全然枯竭,不复存在。

没有了西湖,杭州也将不复存在。这是因为,如果湖水枯竭,西湖与运河的水资源平衡将会失去,咸潮必将顺着钱塘江倒灌,咸潮带来的泥沙将会淤塞运河,而供给城市用水的“六井”也必将归于无用,市民受不了咸水之苦又必将逃散……那么,杭州也就成了一座废城。

不仅杭州成为一座废城,杭州周围农田也将无从灌溉,而淡水养殖业、酿酒业、手工业等也部将一一沦丧,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地,也就会随之消失。

面对这么恐怖的前景,再潇洒的苏东坡也潇洒不起来了。他上奏朝廷,多方筹集工程款项,制订周密的行为方案,开始了大规模的抢救工程。他的方案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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