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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2页）

“碰我肩膀了！”

“别着急，那不要紧，那不是强奸。”

“真的？你可别骗我呀！”

当时，我很愚昧无知。不仅是我，一位曾获得世锦赛亚军的速滑运动员对我说，她二十五岁那年准备结婚，一位队友说：“结婚太可怕了，听说从肚脐眼生孩子。”我听了不禁捧腹大笑，笑我们这代人真是愚昧透顶了。

冉桂兰的话虽然给我很大安慰，但并不能解除我对那位教练的恐惧。

夜里，我不敢睡觉，不敢上厕所，总怕他干完“坏事”后悔了，把我偷偷地杀了。白天一见到他我就跑，他喊我也不听。尽管我天真幼稚，愚昧无知，但我宁可得罪教练，也恪守着少女的那方“情感阵地”……

后来，速滑队去黑河早期上冰走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不久，我收到一封从黑河寄来的信，我猜肯定是他，不敢拆开看，嘴唇都吓紫了，急忙去找冉桂兰……

不久，一个天大的难题摆到了我面前……

体委主任找我谈话，说我个子太矮，打篮球不会有发展，让我去速滑队。

我急忙说：“我不愿意去速滑队……”

主任问我：“为啥不愿意去？”

我说：“速滑运动员的体型太难看，屁股像扣个小锅似的。我不愿变成他们那样……”

主任批评我：“你小小年纪有这种思想可不对头！一个运动员怎么能考虑体型呢？这是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一听这话，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我不得不去滑冰队了。可我从心底恐惧那位教练，一看到他站在冰场上我的两条腿就不听使唤。不过，随着我跟教练的一次谈话，这种恐惧心理终于彻底消除了。

1960年早春的一天傍晚，我刚到速滑队不久，教练又要找我谈话，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他的宿舍里……

我低着头，不敢瞅他，只听他说：“雅文，为了你出成绩，为了你达健将，咱俩的事就先放下吧。”

“咱俩什么事？我根本不明白你那天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不知哪来的勇气，突然说出了这番话。

他说：“那好吧，今后我是你的教练了。你不要因为这件事影响了训练，你放心，我会对你负责的。”

谈话很快就结束了。

后来我才意识到，这次大胆说“不”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

多年以后，一位当年的田径教练见到我，对我说：“雅文，当时我真为你担心，你太小，太单纯了，真怕你被……”

是的，如果当初不是勇敢地拒绝，如果不是坚守着女孩子的一方阵地，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后来那位教练犯了错误，好几个女运动员都因为他而抬不起头来，有的一生都活得很压抑……

奇怪的是，自从那次谈话之后，我再也不怕他了，可在心里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后来，他对我一直很好，再也没有发生那种不理智的行为。

《生命的呐喊》　第三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十四节

就这样，我带着巨大的心灵阴影走进了最苦、最累的速度滑冰队，成为六名男女队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从此，我这个四十三岁母亲孕育、先天不足后天又用糠菜充饥的十六岁少女，跟其他队员一样，开始了专业速度滑冰的训练。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正逢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严重短缺。运动队虽然粮食定量很高，但伙食不好。而且经费紧张，外出训练一律坐硬座。当时，中国运动队受日本女排魔鬼教练大松博文的影响，采取他提出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的超负荷大运动量训练。速滑队更是如此。

夏天，我们要进行陆地训练，跑、跳、自行车、登山、滑轱辘、蹲杠铃、各种专项训练……三十多度，天像下火似的，望着长长的、跑不到尽头的跑道，我常常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两条腿只是机械地跑着，耳边响着教练的喊声：“坚持！咬牙坚持！”一堂训练课下来，运动衫常常能拧出水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

就说负重滑跳吧，背上驮着五或十公斤的沙袋，像滑冰那样蹲在地上，两腿做高抬腿侧跨动作……教练掐着秒表站在旁边监督，跳到最后，每人头底下都是一片汗水，两条腿就像灌铅似的，恨不得一头趴在地上。一次四十公里自行车越野训练，骑到郊外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我们的自行车都没有瓦盖，回来一看，从头到脚全是泥沙。

我们速滑队特羡慕篮球队，整天在球馆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对我们来说，打篮球就是放松了。

然而，最残酷的并不是夏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