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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高法院为防ATT过度膨胀，垄断电讯业，要求该公司将业务分拆为七家公司。Bellcore是这些人们昵称为小贝尔（Baby　Bells）的七家公司的联合研究部门，它的总监与我联络，邀我出任他的顾问。我与贝尔实验所及其研究与开发部的一些工作人员颇有渊源，但因为彼此是竞争者，素无来往。我欣然接受这份工作。研究总监知道我已离开ITT，并快将成为大学校长，故没有利益上的冲突，才特地邀我出任这职位。我也欣然接受，众所周知，在贝尔实验所工作的都是一流的科技人才，我本是外人，现在却可亲身认识其研究文化和方法，体会是什么令这家实验所成为美国最受注目的研究机构。

我有三个月时间深入认识实验所的研究人员，了解他们的目标和困惑，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分析管理上的种种问题。这工作开拓了我的视野，对我日后成为技术顾问也有所帮助。

在评估报告中我指出，研究总监在组织研究队伍时，须年轻才俊和富经验的领袖并重，他们在各自的专业范畴内都应是顶尖分子，但年轻专家们都应有创新的意念，他们的研究计划都需具有长远的发展可能。其后的发展也确是如此，所有具创意的计划都日趋成熟，可以推动公司大事发展。可惜的是，管理层得不到所需的庞大资金，不少计划都要中途放弃。看来，太多鸿图大计在同一时间推行也可能带来问题，必须审慎筹划才行。

结束Bellcore的顾问工作后，我和研究部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也认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几位，我在数年后设立讯息工程学系时，聘为系内的教员。他们丰富的经验，大大有助于课程的改进，使学系的学术水平获得世界确认。

现在想来，迁回香港的准备应该可以计划得周详些。在香港时我已知道，重要职位的招聘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其实西方国家的做法也差不多。一家公司如果要找一名行政总裁，通常都是先锁定目标，试探他转投的可能性，然后利诱他，说服他接受新职位。虽然公司会出招聘广告，但只有一个申请者肯定会获聘，尽管也许有其他人更适合这份工作。

我早就应该知道递交申请书的结果，也因此在早几个月前就应该把我们的房子在房产高峰期时卖出，将我们的家私全送给别人，住进旅馆，无牵无挂地等待回港的一天。

可是，我们的房子是在我们迁出后几个月才卖出，那时房产价格正在下滑。还好，在卖出房子的三个星期后，房价才跌到了谷底。我们从没想过申请大学校长职位实如探囊取物，甚至完全忘记了申请这回事，事前全无预算。

在1985年，我曾在德国史图加特的西门子公司做过一年工，我的儿子初出茅庐，仍住在家里。他能与我们同住，我很高兴，虽然他不算是个爱打理家务的年轻人。女儿明淇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所工作，也在那儿定居。1985年冬回到美国，第一件事便是给美芸安排割除子宫瘤手术。这年圣诞，各散东西的一家人难得在家里团聚。但未来几年，我们还是要远隔重洋，各散东西。

美芸手术康复，立即就要报读附近Fairfield　College的一个春季课程，她总喜欢不断进修学习。明漳受朋友怂恿，准备在1986年秋季入Brown　University，攻读电脑工程硕士学位。他获得学士学位时雀跃万分，曾严正宣布：“感谢上天，总算读完了。从此以后我再不要考什么试，我再不要读上去。”要不是友伴鼓励，我们身为父母的根本起不了作用，我得感谢他们。

Chapter09　出掌中大（5）

在生活一切步上正轨之际，突如其来的转变令我不无忧虑，我怀疑自己的决定是否正确。但中大方面时常给我电话、传真、邮件，甚至派专人到访，都减轻了我的不安，在正式就职之前，我已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大学的生活和事务。

在一个明朗的秋日，我抵达香港启德机场，就任香港中文大学第三任校长。美芸和我在机上睡得安稳，准备好与前来接机的一众要人相会，他们包括副校长、教务长、秘书长、财务长和图书馆馆长。这是殖民地时期香港的官式礼仪，我们从头等舱座位起来步向过道，即有礼宾人员指引我们来到就泊在飞机旁的一辆汽车前。汽车把我们载到贵宾室，那里早有不少人等候迎接，尤其难得的是，那还是清晨时分。室内布置体面，有足够的沙发让大家都坐下来喝茶聊天。与此同时，已有人拿我们的护照去办过关手续。从贵宾室出来，司机已在等候，我们的行李也安顿在行李箱内。新闻媒体也来了，镁光灯闪个不停。就这样，我们翻开了生活新的一页。

校长府位于主校园对面的一个小山上，门前的车道，相信是香港通往私人住所最长的车道，守卫遥遥望见我们的车子，便打开门前铁闸，我们的管家也在迎候。他将为我们打点家务，并负责家居用品的添置。我们后来才发觉这安排有点不大方便，但当时我们只能接受为我们准备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突然转变，也颇令我们有措手不及之感。

校长府是山上唯一的住宅，在林荫苍郁的半山，一不留神便察觉不到树木丛中的那条车道。只有一块刻上“汉园”二字的小石碑，标示附近有住宅。大宅建于20世纪60年代，属50年代加州式设计。楼下饭厅可容十六人同台用膳，旁边的客厅十分宽大，可供多种用途。我们时常邀请三十至五十位教职员和客人，或是整个学系的教员和家眷来进行各种活动。膳食多采自助形式，客人可随意在饭厅和宽敞的后园自由进出，并欣赏俯瞰大学校园的美景。花园的中心景点自然是那个鱼池。日本领事在房子落成之日曾赠予多条漂亮的锦鲤，红的、金的、白的，大的、小的，相映成趣，喂饲时众鲤一时汇集，翻滚追逐，蔚为奇观。

如果不是事先有一年时间预为准备，了解大学的使命和行政程序，现在要发号施令，一定会乱作一团。睡过一觉起来，我已经有在家的感觉了。

我的首要之务是提升大学的研究水平，使其足以跻身世界顶尖大学的行列。我常向教学人员说，他们在回港服务之前，已经有多年从事研究和在知名大学工作的经验，应该足以向世界显示，在香港也可以取得同样的学术成就。我向他们保证，必尽力寻求捐助和资助，购置所需的设备和资源，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我深信教学相长的道理，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位教师必须不断汲取新知识，才可以在教学上有出色的表现。

出色的教学人员也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择善固执，欠缺这种素质的人，很难与时并进，勇攀学术的顶峰。正因他们有择善的智慧，有固执的自信，才能成为一位能推动学生，感化学生的教师。他们会承认自己也会有错，但不会轻易放弃理想，除非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行不通。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我们都应感谢他们对增进人类知识的贡献。

Chapter09　出掌中大（6）

我相信，大学校长的秘密武器，是具有洞察教学人员志趣的能力，并能善于与他们沟通。可惜的是，我不得不说，有些学者已失去进取的动力，总是在原地踏步。更糟的是，如果让这类学者盘踞高位，势将大大打击基层学者的士气，一个本应朝气勃勃的学系，如果由一个暮气沉沉的人统领，后果可想而知。让表现出色的教学人员保持活力，是推动大学不断向前的唯一良方。

出任中大校长的九年期间，我相信我有两项优越的条件。其一是我有与顶尖人才合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怎样鞭策和激励他们精益求精；我在光纤通讯业内的地位，也有一定的帮助；其次是我能常保持客观中立，不偏不倚，这也是我做人处世的宗旨，因此在处理问题时能顾及各方感受，无论与群体还是小众都能维持良好的关系，少有龃龉。

我的退休欢送会是一个感人的聚会。大家都为能克服困难，令大学成为一所获世界确认的学术机构而感到兴奋。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的主席说：“中文大学是一家建基于香港的大学，现在我们可以说，中大是香港的一所世界知名的大学。”功劳应归于全体教职员，尤其是精奋日进的教学人员。我只是适逢其会，在中大锐意发展的阶段，致力并成功将大学提升至最高的国际水平而已。在这期间，我们经历了多项改革，有些改革是强加于我们之上的，有些是由我们自己策动的，我有幸能得到四位副校长的扶助，是他们的无私奉献，令改革取得成效。

四改三之争：以失败开始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