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园

第7部分（第1页）

总而言之，我缺乏那种在无亲无故的宿舍中独立“生活”的能力。我感到兀自一人待在宿舍的房间里是那么可怕，仿佛顷刻间就会遭到某个人的袭击或是暗算似的，不由自主地飞奔到大街上，要么去帮助那种“运动”，要么和堀木一起到处找廉价的酒馆喝酒。学业和绘画也荒废了。在进入高中后翌年的十一月份，发生了我和一个年长于我的有夫之妇之间的殉情事件，从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上学经常缺席，学习也毫不用功，但奇怪的是，在考试答题时却颇得要领，所以，一直瞒过了老家的亲人。然而不久，终因旷课太多，学校秘密地通知了身在故乡的父亲。作为父亲的代理人，大哥给我寄来了一封措辞严厉的长信。不过，比起这封信，倒是经济上的困境和那种运动交给我的任务带给了我更直接、也更剧烈的痛苦，使我无法以半带游戏的心境来泰然处之。我当上了不知叫中央地区，还是什么地区的——反正包括了本乡、小石川、下谷、神田那一带地区所有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生行动队的队长。听说要搞武装暴动，我买了一把小刀子（现在想来，那不过是一把纤细得甚至无法削好铅笔的水果刀），把它塞进雨衣的口袋中四处奔走，以进行所谓的“联络”。真想喝了酒大睡一场，可手头没有钱。而且从P那儿（我记得，P就是党的暗语，不过，也可能记忆有误）不停地下达了任务，使我甚至得不到喘息的机会。我这副孱弱多病的身子骨实在是吃不消了。本来我就仅仅是出于对“不合法”的兴趣才参与这种小组活动的，如今一旦变成假戏真做，忙得手忙脚乱，我就再也没法控制自己了，不禁暗自在心中恨恨地对P内的人嘀咕道：恐怕是你们弄错对象了吧？那些任务交给你们的嫡系成员不好吗？——于是，我逃走了。尽管逃走了，却并没有换来好的心境，我决定去死。

那时，恰好有三个女人对我表现出特别的关心。其中一个是我寄宿的仙游馆老板娘的女儿。每当我在参加运动后身心疲惫地回到房间，饭也不吃就躺了下来时，那姑娘总是会拿着便笺和钢笔走进我的房间，说道：

“对不起，楼下弟弟妹妹们吵死人了，害得我都没法写信了。”

说罢，她就在桌子旁坐下来，一口气写上一个多小时。我本来可以佯装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躺着，可那姑娘的神情好像是希望我开口说点什么似的，所以，我又发挥了惯用的那种被动的服务精神。尽管事实上我一句话也不想说，可还是让疲惫不堪的身体强打起精神来，趴在那儿一边吸烟一边“嗯嗯唔唔”地应付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人间失格》手记之二（9）

“听说呀有这种男人呐，用女人寄来的情书烧水洗澡。”

“哎呀，那可真讨厌呐。是你吧？”

“不，我嘛，只是用情书煮过牛奶喝。”

“真是了不起。你喝吧。”

我暗自忖度着：这个人怎么还不快点回去？写什么信啊，不是明摆着在撒谎吗？其实不过是在那儿鬼画桃符罢了。

“把你写的信给我瞧瞧！”

事实上我宁死也不想看。谁知这样一说，她竟连声嚷嚷道：“哎呀，真讨厌，哎呀，真讨厌。”她那兴奋的模样真是有失体面，让我大为扫兴。于是我想打发她去干点事。

“对不起，你能不能去电车道附近的药店，给我买点安眠药呢？我太累了，脸上发烫，却反倒睡不着。对不起，钱嘛……”

“行啊，钱好说。”

她愉快地起身走了。我深谙，打发女人去干活，是不会惹她讨厌的。也就是说，如果男人拜托女人做事，她会高兴的。

另一个女人则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文科学生，一个所谓的“同志”。因为运动的关系，我和她不管愿意与否，都得每天碰头见面。等碰头会结束以后，这个女人总是跟在我后面，不停地买东西给我。

“你就把我当做你的亲姐姐好啦。”

她这种酸溜溜的说法搞得我毛骨悚然。我作出一副不乏忧郁的微笑表情，说道：

“我正是这么想的呐。”

总之我深知，激怒女人是很可怕的。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千方百计地敷衍过去。因此，我甚至不惜为那个丑陋而讨厌的女人作出牺牲，让她买东西给我（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些品位粗俗的东西，我大都当即送给了烤鸡肉串店的老板），并装出兴高采烈的样子，开玩笑逗她高兴。一个夏天的夜晚，她缠着我怎么也不肯离去。为了打发她早点回去，在街头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我亲吻了她。谁知她竟厚颜无耻得欣喜若狂，叫住一辆计程车，把我带到了一个狭窄的西式房间里（这房间是他们为了运动而秘密租借的办公室）。在那里我和她一直折腾到第二天早晨。“一个荒唐透顶的姐姐”，我暗自苦笑着。

无论是房东家的女儿，还是这个“同志”，都不得不每日见面，所以，不可能像从前遇到的种种女人那样巧妙地避开。出于自己惯有的那种不安心理，我反而拼命地讨好这两个女人，结果被她们牢牢地束缚住了。

在同一时候，我从银座一个大酒馆的女招待那儿蒙受了意想不到的恩惠。尽管只是一面之交，但囿于那种恩惠，我仍然感觉到有一种被束缚住而无法动弹的忧虑和恐惧。那时，我已毋需再借助堀木的向导，而摆出一副老油子的架势来了，比如可以一个人去乘坐电车，或是去歌舞伎剧场，抑或穿着碎花布的和服光顾酒馆了。在内心深处，我依旧对人的自信心和暴力深感怀疑、恐惧和苦恼，但至少在表面上可以和其他人面对面一本正经地进行寒暄了。不，不对，尽管就我的本性而言，不伴随败北的丑角式的苦笑，就无法与别人交谈，但我总算好歹逐渐磨练出了一种“伎俩”，可以忘情地与人进行张口结舌的交谈了。莫非这应归功于我为那种运动四处奔波的结果？抑或是归功于女人？或者酒精？但更主要得归功于经济上的窘境。无论在哪儿，我都会感到恐惧。可要是在大酒吧里被一大群醉鬼或者女招待、侍应生簇拥着，能够暂时忘却那种恐惧的话，那么，我这不断遭到追逐的心灵，不是也能获得片刻的宁静吗？我抱着这样的想法，揣上十块钱，一个人走进了银座的大酒吧里。我笑着对女招待说道：

“我身上只有十块钱，你就看着办吧。”

“你放心好了。”

她的口音里夹杂着一点关西腔。而且，她的这一句话竟然奇妙地平息了我这颗悸动的心。这倒不是因为她的话解消了我对钱的担忧，而是解消了我待在她身边所感到的担忧。

我喝开了酒。因为我对她相当放心，所以，反倒无心进行滑稽表演了，只是不加掩饰地展示出自己天生的沉默寡言和悒郁凄惨，一声不吭地呷着酒。

“这种菜，你喜欢吗？”

那女人把各式各样的菜肴摆放在我的面前问我。我摇摇头。

“只喝酒吗？那我也陪你喝吧。”

那是一个寒冷的秋天之夜。我按照常子（我记得是叫这个名字，但记忆已经模糊不清了。瞧，我这个人竟然连一起殉情自杀的对方的名字都忘记了）所吩咐的那样，在银座背街的一个露天寿司摊铺上一边吃着难以下咽的寿司，一边等着她（虽说忘了她的名字，可偏偏那寿司难以下咽的滋味，不知为何竟清晰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而且，那个长着一副黄颔蛇脸相、脑袋已经秃顶的老板一边摇晃着头，一边像个行家似的捏着寿司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多年以后，好多次我乘坐在电车上，会突然觉得某张面孔似曾相识，想来想去，才想起它原来与那个时候的寿司店老板颇为相似，于是我不禁露出了苦涩的微笑。在她的名字和脸庞都从我的记忆中消隐而去了的今天，唯有那寿司店老板的面孔，我还能记得那么准确无误，以至于可以轻松地描摹出一张肖像画来。我想，这无疑是因为当时的寿司过于难吃，竟带给了我寒冷与痛楚的缘故。我从没有这样的体验，被人带到一个所谓美味无比的寿司店去吃寿司，而真的会觉得好吃的体验。那寿司太大了。我常常想，难道不能捏成大拇指一般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