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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太宗篇48 雍熙九年(第1页)

雍熙九年(1001年)秋,距离刘旸登基已然快十个年头了,新皇帝变成了老皇帝,大汉帝国也以一个更加安定、繁荣的治世面貌呈现于当下这个世界。

过去的两三年间,在刘旸的鞭策下,朝廷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加大对违法乱纪、窃国虐民者的打击。每年秋决,仅各级官吏,便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押到洛阳南市,被当众处刑杀头。

还是得说,论杀官效率,怎么也比不上世祖皇帝,因为他往往是一杀一大片,成群结队地杀,成百上千地杀。但在杀官频率上,刘旸却要超过他爹,他是追求法治,以法论处,判死即杀,理性杀人。

有的皇帝杀人,会导致人心离散,朝政混乱,国家衰弱;有的皇帝杀人,却让人心更齐,政治清明,国家富强。而刘旸显然是后者,因为他不乱杀人。

同时,即便在比世祖还要严苛的吏治环境下,大汉的权贵官僚们对刘旸这个皇帝,依旧是“任你虐我千百遍,我待陛下如初恋”的逢迎态度,实在是如今的大汉官场竞争太激烈了,职位早已饱和,人才也已溢出。

尤其在雍熙八年秋,刘旸开始关注体制内部冗员问题,并籍多方调查、了解、听取所得实况,对中枢部司以下道府州县乃至乡镇村里各级官吏,进行人数上的详定,这毫无疑问,在大汉官场又是一场巨大的波澜。

帝国的朝官、命官体制,已经十分完善,包括文武散官、勋阶官,都有成制,变动不大。相反,对于栖生于官制之下的“吏员”,一直以来并没有一个明确而清晰的定位与管理条制。

一切,实则是由各地方官自行料理,他们在“吏员”的设立任用上,具备极大的自决权,甚至可以说,这是各地官僚尤其是主官最重要的一项权力之一,很多地方官的权威也来源于此。

毕竟,数倍乃至十倍于官的吏员们,才是直接负责办事、管理百姓的人,他们也是大汉帝国统治体制延伸到地方、到百姓的触角。而地方的命官们,也往往是通过控制僚吏的前途与权途,来影响治下的局势,决定属民的命运

实事求是地讲,皇帝要对付官,很容易,一纸诏书即可,因为他们最重要的法统来自于皇命,治政的权力由朝廷赋予。

但是,要对付吏,就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了,不只是那庞大的规模,更因为那盘根错节的关系,以及这个群体在大汉帝国这套社会管理模式中起到的关键纽带作用。国家要安定,百姓要管理,恰恰最离不开的就是这群吏。

因此,刘旸对“汉吏”的整顿,人数上的精简,只是其一,更为重要的,还是在旧制杂条的基础,拿出了一套更为细致、标准的管理办法,简单地讲就是将庞大的汉吏群体规范化。其中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便是,朝廷将天下吏员分为二十级吏,基本对应着从宗亲勋贵、中枢部司僚吏一直到普通村里职吏的级别,并且按级别发放年俸。

这又是雍熙朝的一项大工程,做起来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且不说在朝廷整顿下面临“失业”的广大汉吏们,就是各地主官也很抵触,因为朝廷手伸得太长,伸到他们的“碗里”,捅到他们“腚上”。

因此,这项工作的进展格外缓慢,堪比税改,乱子也不少,但是,“吏制新规”仍在磕磕碰碰、纷纷扰扰之中树立起来了。就和税改最终走向妥协,吏改也是如此,角力到一定程度,稳定与平衡依旧压倒一切,但在这个过程之中,全国各地依旧裁剪了上万冗员

树立一个新吏制,顺便缓解一下冗吏问题,最终达成共识,这也未必就不是皇帝刘旸想要达成的效果。

而随着大量职吏被清退,大汉的“人才过剩危机”也进一步加剧了,被清退的职吏们,很少有找不到出路或者活计的,能够为吏的,都是有本事的,至少也能积攒下一份家当以及相应的人脉资源。

只不过,让这些曾经在体制内部抑或边缘打拼的“干吏”们,去操持其他事业,显然也不是那么容易,至少思维很难扭转。

于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又一波“人才外流”爆发了,大汉东南西北的封国争相发力,从国内招揽人才,给出各种诱惑条件。

对于广大吏员来说,背井离乡,到异国他乡去打拼,显然是需要克服很大心理难关的,有人不愿去闯,但也有人想要博一把。尤其是,在国内或许只是一个微末小吏,到了封国却能直接做官,这种反差比较,对于长期为吏的汉吏来说,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于是,在过去的两年中,诸封国从大汉延揽了一大批的人才,且不提能力高低,但都是经过大汉体制考验的吏干之才,拿出去就能“打”。

而在这个过程中,收获最大的,正是安西三国。就在雍熙七年,只花了不到半年时间,安西三国便合力攻破蒲花罗城,将称霸河中地区上百年的萨曼王朝给灭亡了。

三国在瓜分了萨曼王朝遗产之后,紧跟着便在武力征服的基础上,开始建立属于汉人的统治。而这个过程,显然比打仗要更为困难。

即便营所制的侵略性与同化性够强,但想要将“汉化”推行开来,仍需大量的人才,这恰恰是三国短缺的,尤其是获得了萨曼王朝大片土地的安西、康居二国。

人才不够哪里找?大汉母国,应有尽有而比起仍没有彻底摆脱“蛮荒夷野”印象的南边,还是诞生过璀璨文明、有过辉煌历史并与中国密切交通的中亚地区,对大汉官吏的吸引力更足些,尤其是中西部的人。

发生在雍熙7—9年的人才外流现象,与过往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便是,这一次自发选择的占比很高。

过去,有皇帝引导,或者就是朝廷下制安排,很多人实则都是被动地接受安排,内心未必都是乐意的。

而这一次,情况变化了,是从思想理念开始的变化在这份变化中,大汉上层权贵的观念也在悄然之间发生着变化,一种在历代帝国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变化。

别的且不提,至少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各封国的“妙用”,挡住外敌,拱卫中央帝国,只是最粗浅,乃至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为一个强大的天朝,是不惧任何外来挑战的。

相比之下,世祖皇帝早年提出的那一套“泄洪理论”,到雍熙王朝的当下,却是越发凸显出来了。

叛乱的百姓,杀了有伤天和,留着仇恨深重,对外转移;犯罪而又罪不致死的官吏,对外流放;天灾之下出现的流离百姓,同样也可以向外迁徙;包括此番“吏制”改革产生的多余僚吏,仍然可以向外输出

似乎,帝国内部出现任何的问题,都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毕竟,所有的问题都出在“人”身上,一旦解决了“人”,那么问题也就解决了。

而以各封国的承受能力,或许一百年都看不到上限,他们对汉民、对各类人才的饥渴,也是肉眼可见。

至此,可以做一个小结了,进入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具备一种历代帝国王朝都不具备的特性,而这份发源于世祖皇帝的特性,也很可能对大汉帝国的未来,乃至世界历史的走向,带去一种不确定性。未来的世界,至少在一个“汉统”笼罩下的亚洲世界,历史的发展将更为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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