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听起来感觉这些话根本不像是真的,他本应该劝我不要这样做才对。但实际上却只是沉默,本该发生的对话变成了一片静默。我感觉自己好像在悬崖边摇摆,似乎就要失去一切。
这时我的内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好像突然按下一个开关。我转过身正对着他。他没有躲开,依然靠在我身旁,离得那么近,我都能感受到他的呼吸和他的温度。“一定有别的办法。”我说。他不应就这样承认失败,举手投降。
他走开了,带起一阵冷风。他走向碗柜,拿出一个红酒杯,放到我面前。我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做什么。他给两个杯子都倒上了红酒,把我的那一杯递给了我。“没有办法了。”
“总会有——”
“没有了,薇薇,相信我。所有办法我都想过了。”他端起自己那一杯酒,喝了一大口。“我用很长的时间思考,这一天一旦到来该怎么办。”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酒杯。我不该喝这杯酒的,我要尽可能保持头脑清醒。但我又那么想喝个大醉,忘掉这一切。
“你还想知道什么?”他轻声问。他已经想开了。在他看来,之前的一段对话已经结束了。告发他,我应该这么做。他没有计划,没有办法帮我们逃出生天。
在我看来,一切都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我固执地摇着头,而后开始思考他的问题。我还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你对我是不是完全坦诚。我能不能百分百地信任你。我们是不是站在同一阵营。我抬头碰到他的目光。“一切。”
他点了点头,好像已经预料到我的问题。他摇了摇手中的红酒杯,又放了下来,身子靠到操作台上。“我有一个上级间谍管理者。他的名字叫尤里·雅科夫。”
我面无表情地说:“给我讲讲他的情况。”
“他在俄罗斯和美国两地跑。我知道的就他一个人参与其中,非常隐秘——”
“你们怎么联系?”
“情报秘密传递点。”
“在哪里?”
“华盛顿特区西北部。我们以前住那附近。”
“具体在哪里?”
“你记得转角处那家有穹顶的银行吧,那家银行旁边有一个小院子,两张椅子。右侧那一张,正对银行大门。情报秘密传递点在椅子下面,右侧。”
他说得非常具体。而且不是我已经了解的信息。这是新情报,有价值的新情报。“你们多久见一次面?”
“当其中一方发出信号的时候。”
“平均多久?”
“平均两三个月一次。”
平均两三个月。我的喉头像打了结。我们一直以为间谍管理者大部分时间都在俄罗斯,与身处美国的潜伏间谍会面并不频繁——一两年见一次,或是在第三国会面。尤里访美的记录不多,而且多半都是短途旅行。这也意味着他在美国期间用的是假身份。
“你们怎样接头?”我问。
“用粉笔在椅子上画记号,就像电影里一样。”他又惨然一笑。
我可以继续追问这个问题,可以问出是否有某种特殊的粉笔,具体在什么位置画符号,是什么形状的符号。这些信息足够引尤里到那里,并且逮捕他。
也有可能,作为中情局分析员的我想,他在骗我,告诉我的是如何通知队友自己已经暴露。这样做等于告诉尤里逃跑。我心头一紧。
“你会留下什么?带走什么?”
“加密的U盘。”
“如何解密?”
“你记得我们家室内楼梯后面的储物间吧?那里有一块地板下面是空的,里面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他回答得很快,丝毫没有保留的痕迹。我尽量不去想藏在我们家的那台笔记本电脑,而是思考接下来该问什么问题。“我告诉你的事情你都没有对他们说过?”
他摇了摇头。“我发誓。薇薇,我没有。”
“你从来没提起过玛尔塔或特雷?”
“从来没有。”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红酒。我相信他,我真的相信。但是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道理。我又抬起头。“你对这个项目有多了解,告诉我。”
“其实,你知道的可能都比我多。项目里有层级,而且自成体系。我知道的间谍只有尤里,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我摇晃着手里的酒杯,看着红酒挂在杯壁上。我想到自己在办公桌前的样子,我也有情报断层,也有很多一直都不知道的事情。而后我又抬头看向他。“你怎么和莫斯科取得联系?比如尤里出了事,你要联系谁?怎样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