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之一、金融家伯纳德·巴鲁的信中,威尔逊写道:“我意识到他们费尽心机想把我们和摇摇欲坠的欧洲金融机构捆在一起,我现在指望你来挫败他们的企图。”他的大多数专家以及华盛顿的财政部对此都表示同意。欧洲人应该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美国人帮助得越多,他们越不可能自力更生。无论如何,目前由共和党主宰的国会不太可能批准为欧洲人提供大量财政援助。凯恩斯的计划和其他计划一样遭到拒绝,当调停人试图在赔款问题上有所进展时,他在一旁忧郁地观望。
和会开幕四个月以来,事实证明赔款问题非常棘手。劳合·乔治在回答某内阁成员的疑问时说:“毫无疑问,如果能达成一个总数目,问题就好解决得多。难点在于先确定这个数字;其次是确保各协约国成员认同这个数字,最后决定如何分配。如果你有任何可以解决这三个困难的计划,你就解决了和约中最令人头痛的问题。”最高委员会在和会开幕不久就成立了损失赔偿委员会,负责敌国应该赔多少(当然,主要指德国),能赔多少,怎么赔等相关问题。负责最后一点的附属委员会很少会晤,其他两个整日开会,但除了制造一堆文件外别无他获。到2月14日威尔逊回国时,由于美国竭力压低数字,而英法要求更多,委员会被迫陷入僵局。一名记者讽刺道:“他们对待成百亿金钱就像小孩子玩积木一样,但不论最终达成什么结果都只是空谈,因为德国人绝不可能赔得起这么多。”英国人要求赔偿240亿英镑(1200亿美元),法国认为是440亿英镑(2200亿美元),而美国专家建议赔偿44亿英镑(220亿美元)。
美国人也想在条约中确定一个数目。专家声称这样可以结束妨碍欧洲财政复苏的不确定因素。欧洲人表示反对。正如参与讨论的某英国内阁部长说:“如果数字设得太低,德国会高兴地赔款,但协约国得到的就太少,而如果设得太高,德国就会认输投降,协约国将什么也得不到。”
事后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战胜国应该集中更多精力重建而不该在德国赔款问题上耗费太多时间;但是这场战争损失如此巨大,并深深地动摇了欧洲社会,政治领导们怎能轻易忘却?无论如何,公众都不会允许他们这么做。英国人说:“让匈奴赔偿。”张贴在巴黎大街小巷的海报上写着“让德国先赔”。
欧洲领导人在估算德国赔偿能力时也有风险,因为他们的数字肯定低于公众的期望值。英法也正确地指出,很难判断德国究竟能赔偿多少,该国目前不景气,经济和政府都摇摇欲坠。对外贸易完全停止,断送了一项重要财政来源。即使德国人想提供可靠的数据都不可能。而且,迫于政治原因税率压得很低,战争费用主要通过发行大量债券和记名票据支付。德国人一直期望打赢战争后由战败国支付战争费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种做法实际上已经开始:与俄国签订的《布雷斯特-立脱夫斯克条约》以及与罗马尼亚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把大量资源的控制权转交给了德国;布尔什维克也被迫开始偿还高达6亿美元的赔款。1919年,在战败的德国,保守党强烈抗议增加税收或不支付债券,而左翼要求给退伍军人补助金,给###和遗孤抚恤金,发放食物补助并增加工资。政府勉强同意,财政赤字上升,到1921年已经增长到预算的三分之二。至于通过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支付赔款也几乎行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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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款(3)
同时,确定协约国的账单也并非易事。被解放地区的法国部长说:“在我们可怜的法国,成百上千的村子无法居住。要明白:那是荒漠,是凄凉,是死亡。”1919年对法国和比利时的重灾区进行过细致考察的美军工程师及其助手估计,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估算出恢复损害所需的费用。英国怀疑其盟友夸大损失,比利时索要的赔款金额比其战前总财富还多,法国索要的大概是战前总财富的一半。劳合·乔治严厉地说:“几乎难以置信。”当然,其盟国索要的越多,英国得到的就越少。
各方对于损失包括哪些内容也有很多分歧。威尔逊曾坚定地说,他只考虑索赔由非法战争行为造成的损失,不包括战争费用或补偿金。他的十四点原则只提到被入侵领土的“重建”并承诺“不会有合并、捐款或惩罚性赔款”。德国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的。因此德国将修复法国和比利时战场,但不负责他们的战争开支,如军需品或士兵的食物。当劳合·乔治试图模糊赔款与补偿金之间的区别时,威尔逊不予理睬,他说:“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反对罚款。”他认为“赔款”这个词已经包含足够信息了。
一向乐观的劳合·乔治对同僚说,他认为威尔逊没有真正排除补偿金的可能性。英国人关心的是,如果威尔逊固执己见,英国只能得到对被德国击沉的战舰的赔偿,而法国将得到最大份额;但英国人认为由于不善财政管理,法国人很可能浪费得到的补偿,英国人还怀疑法国没有竭尽全力向英国还债。正如邱吉尔所说:“作为国家,法国濒临破产,但作为个体的法国人却越来越富裕。”
劳合·乔治先是试图说服威尔逊,继而是威胁。1919年3月末,他对威尔逊说,他可能不会在和约上签字,除非赔款中包括英国的部分开销。幸运的是,斯马兹提出一个独创性的解决方案。他指出制订停战协定时,欧洲盟国已经指明,德国应对所有因其侵略而对平民造成的损失负责,而且当时美国也同意他们的观点。因此,赔款必须包括发放给士兵家庭的津贴以及孤寡抚恤金,结果使实际数目翻了一番。而同样是斯马兹,四个月前还警告劳合·乔治不要提出过分要求,并在随后一个月强烈抗议,认为巨额赔款将使德国瘫痪。道德高尚、聪明睿智的斯马兹自我安慰地认为,他并没有前后矛盾,他辩称他只是说出了和会大多数法律专家一致认可的意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如果不包括抚恤金,法国将得到大部分赔款。
威尔逊接受了斯马兹的建议,但美国专家认为他的论证荒唐而不合逻辑。“逻辑!逻辑!我不在乎逻辑,我将把抚恤金包括在内!”威尔逊告诉他们。他的决定最终只影响了赔款的分配,因为最后的数目只能由德国的实际支付能力决定。
虽然威尔逊因放弃原主张而受责备,但正如凯恩斯所说,劳合·乔治遭受的指责更多。他迷惑了美国人,使英国公众梦想得到大量德国赔款。他被当时的许多人看作是不敢坚持自己原则的自由党人。当然,他前后不一致:当澳大利亚的休斯最初索赔成百上千万英镑时,劳合·乔治指出德国只能依靠扩大生产和在世界市场倾销便宜商品才能筹集这笔资金。“这意味着我们将使两代德国人沦为奴隶。”另外,它还将损害英国及其贸易。可是后来劳合·乔治转变了态度,并任命休斯为某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主要由著名的强硬派组成,负责为英国政府起草德国赔偿能力的初级估算。来自加拿大的乔治·福斯特男爵说:“这是我所任职的最奇怪的委员会。”他们几乎不搜集证据而主要依靠个人印象及想当然的想法;如福斯特所说,“最大限度地让匈奴赔款,不论这是否会导致几十年的占有和管辖。”
和会上,劳合·乔治依然犹豫不决。他激烈地与威尔逊和克雷孟梭争论,要求巨额赔款,却又在三月底在其著名的《枫丹白露备忘录》中大谈节制适度。他反对在和约中写下确定数目,因为它有可能太低;而后,六月,当德国人抱怨说协约国应该规定一个确切数字时,他立刻改变了主意。他有时听从温和派凯恩斯和蒙太古,有时听从英格兰银行前主管坝利夫勋爵和一位法官萨姆纳勋爵。凯恩斯戏称他们为“绝配”,这二人普遍被视为和会的坏人;“他们经常形影不离,而且一有极坏的事要做总是找他们。”劳合·乔治任命他们为赔款委员会的英国代表,但当3月为打破僵局而成立特殊委员会时,他选择了蒙太古。一个美国人说:“当他想做事时,他就选择蒙太古和凯恩斯;当他想避免正面交锋时,就选择萨姆纳和坎利夫。”凯恩斯憎恶这两位对手,劳合·乔治后来也称,他为他们缺乏判断力而感到震惊。和会期间,他毫无诚意地对美国人说,他自己可以接受低额赔款,但却无法让这对“绝配”同意。
坎利夫和萨姆纳都认为他们应该最大限度地为祖国赢得利益,但他们随时准备妥协并接受劳合·乔治的指示。当他反对夸大战争费用时,萨姆纳对赔款委员会的同僚说,“在这儿,我们应该有点政治家的样子。”如果有劳合·乔治的指示,两人都会要求在条约中规定具体金额并且是较低的数目。他为什么不那么做呢?他的优柔寡断毁坏了他的名声也使巴黎的同僚备受其苦。美国专家拉蒙特说:“我希望劳合·乔治先生能够告诉我们他到底想要什么,这样我们就能判断他和威尔逊总统的想法究竟是大相径庭还是紧密一致。”由于劳合·乔治激怒了包括威尔逊在内的美国人,他使自认为最重要的外交关系处于危险之中。问题是他自己也不清楚他或者英国人民到底想要什么。在巴黎,劳合·乔治似乎一直在思考,在摸索。
赔款(4)
他性格中的一面促使他希望看到德国被罚。无论他的敌人怎么说,劳合·乔治在道义上都憎恨战争,而德国发动了有史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战争。他还以一个律师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他对大英帝国代表团说:“按所有适用于个体之间的公正原则来看,德国人应承担所有损失及修复这些破坏所需的费用。”由于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英国,他必须确保德国的其他债权国没有夸大索赔要求。“那是向濒临破产的庄园索赔时惯用的老把戏。”
然而,他也是一位政治家。战前,他曾是财政部长,懂得金融和贸易,他知道英国迟早要向德国出口商品,他不想毁灭德国。3月初,威尔逊还在美国,劳合·乔治在午饭期间与豪斯讨论赔款问题。他说他必须向英国人民提供“一个合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在战争费用及赔款问题上愚弄了他们。他承认德国无力支付英法索要的赔款。返回巴黎的威尔逊听说此事时并不同情,并督促劳合·乔治抵制要求巨额赔款的呼声。“在这种危机中,没有比因正义而被解雇更好的事了。”想到子孙后代会高度评价他,劳合·乔治就会感到一些安慰。威尔逊对他说:“我无法奢望在历史上拥有更高贵的地位。”
值得称赞的是劳合·乔治没有这么做。作为一位政治家,他必须在正义与实用之间权衡;他还不得不重视公众的意见。在巴黎,他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部分自由党媒体开始谈论和解,但保守党报纸依然强烈要求大量赔款。北岩爵士擅自决定让劳合·乔治坚定立场,这位报业大王向《每日邮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暗示,首相在受亲德势力的左右。
劳合·乔治还发现他在一定程度上受1918年大选的限制。他曾许诺严厉压制德国“直到他们发出尖叫”,这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话一时非常流行。他为德国制订了一张象征性的大额账单:“我们要搜遍他们的口袋让他们偿还。”选举前的最后一次联合声明是这样开头的:“第一、惩罚德国皇帝;第二、要求德国赔款。”许多当选的保守党人都是政界新手。用一位主要的保守党人的话说,这些人“神情严厉,似乎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出色”,他们自认为首要任务是让德国人尖叫。4月,当与威尔逊争执时,劳合·乔治收到一份由370位成员签名的电报,要求他履行竞选演讲的誓言并“拿出一张全额账单”。他火速赶回伦敦,并于4月16日在下议院发表演说驳倒其反对者。他对听众说他无意食言,他们不应该受那个满怀怨恨、自负而愚蠢的家伙的蛊惑——这时他猛地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而应该相信政治家们会尽力为人类与和平而努力。临走时,全场掌声雷动。回到巴黎,他对忠诚的弗朗西丝·史蒂文森说,他“完全控制了国会,但没有透露任何和会的消息”。
大英帝国内部也有压力。加拿大支持美国的立场,而澳大利亚要求最大限度地得到德国赔款。休斯讨厌德国人,和大多数同胞一样,他一直认为德国人是澳大利亚的主要威胁;他还认为美国反对高额赔款不合原则,自私自利。正如他对劳合·乔治所说,作为中立国的美国在战争初期赚取了巨额利润,而大英帝国却付出了大量生命和财富。如果得不到大量赔偿,英国将在与美国争夺世界经济霸权的竞争中失手。
实际上,劳合·乔治对赔款问题的处理比表面上看来要成功得多。他通过说服威尔逊将抚恤金纳入赔款,使英国赢得了更大份额。通过不在和约中提及具体赔款金额(对此有充分合理的技术原因),缓和了英国及殖民地国家的民意(对德国民意的影响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另外,当他私下督促一位杰出的欧洲社会主义者激起人民反对严惩德国的呼声时,他又提供了另一种保障;最后,他设法给法国人分配了贪婪的角色,其中,财政部长路易斯-路西恩·克劳兹是恶棍头子。
克劳兹被克雷孟梭称为“我所认识的惟一一个不懂财政的犹太人”,在回答所有有关法国前途的问题时,他本应该说:“德国必须赔偿。”但实际上,他警告说,不应该指望德国赔偿一切损失。和对许多其他同僚一样,克雷孟梭瞧不起克劳兹。劳合·乔治觉得他冷酷无情:“他满脑子都是债券,根本没有心思顾及人性方面的问题。”连威尔逊也被嘲弄克劳兹头脑的笑话逗乐了。凯恩斯描绘克劳兹,“矮小、肥胖、留着浓密胡子的犹太人,衣着整洁,但两眼游离不定,双肩略微弯曲,似乎总是本能地在向人求情。”他曾竭力阻拦运往饥饿的德国的食物。但无论克劳兹做什么,他都是以克雷孟梭下属的身份做的。如果克劳兹公开要求巨额赔款,就会使法国民众不再攻击克雷孟梭对德国不够严厉。私下里,克雷孟梭承认法国人永远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派他最信赖的经济顾问卢舍尔和美国私下商议更加温和的条款。在他们的谈话中,卢舍尔明确指出,他认为从长远利益来看,把德国逼向破产对法国没有好处。
和劳合·乔治一样,克雷孟梭也必须重视民意。大部分法国人想法简单:德国入侵了比利时和法国,侵犯了两国保持中立的权力,这是铁一样的事实;而且几乎所有战斗都在比利时和法国战场上进行。保守的《世界报》头条问道:“谁应该被毁?法国还是德国?”当然,应该赔偿损失的是入侵者,而不该是受害者。美国人也许大谈没有赔款或罚款的新外交,但战败国赔款的传统依然根深蒂固。1815年,拿破仑战败后,法国人赔款了,1871年也一样。两次,德国都得到了补偿;现在轮到德国赔偿了。
赔款(5)
法国和比利时从一开始就要求直接损失赔偿应该放在赔款分配的首位。他们还指出有关德军占领区的问题:德国在比利时除了攫取有用的东西外,没有造成额外的破坏,而在工业发达的法国北部,德国在夺取了想要的东西之后,把剩余的大多都给毁了;甚至当1918年德军撤退时,他们还炸毁了法国最重要的几个煤矿。正如克雷孟梭愤恨地说:“历史上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