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 你跟你的上司侯外庐接触多吗?
何兆武 接触多,因为他就是我们研究室的主任,直接领导我们。他有点书呆子气,他是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要找马克思的原典,政治有时候不是凭原典的,是凭当时的需要,所以他有时候赶不上政治的步伐。
李怀宇 你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就开始搞翻译了吗?
何兆武 对。搞翻译算起来是资本主义的自留地,说是要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所以不鼓励个人去搞什么。今天你可以干一些自己想干的工作,那时候不可能。
李怀宇 后来上面让你去翻译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何兆武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毛泽东、周恩来联名请罗素到中国来访问,罗素同意了,可是一直身体不好,就把他的《西方哲学史》送给毛泽东。当时商务印书馆找我来翻译这本书,我还不知道这是上边交的任务。“文革”的时候说我这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因为罗素是资产阶级。幸亏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这个书是毛泽东交给译的,我想给我这个帽子的人也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那他也是反毛泽东了。
李怀宇 1966年“文革”爆发时,你在北京看到的情景是什么样的?
何兆武 天下大乱,看到的每一个场面都是惊心动魄的。1966年的冬天,我那时候住在城里,红卫兵押着彭德怀去游街,那时候彭德怀很老了。北京冬天刮风,非常冷的,把他五花大绑,也不戴帽子,头发乱的。我看了,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他如果有罪的话,应该经过正式的程序判他的罪,对一个老人不能这样呀,就是对一个年轻人也不能这样呀。我是看不惯。
李怀宇 你所在的研究所呢?
何兆武 也是这样。侯外庐也是“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李怀宇 “文革”时你自己的处境怎么样?
何兆武 我有两条罪名,一条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一条是“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
李怀宇 怎么攻击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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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兴之所至自由读书(5)
何兆武 我不太喜欢样板戏。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好,我觉得京剧是古典的剧种,古典的剧种要穿起那套古装的衣服载歌载舞,穿现代的衣服在台上载歌载舞就觉得不是味儿。这就构成了“恶毒地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我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
李怀宇 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之后,怎么处理你?
何兆武 关到牛棚里。那时候还好,因为牛棚里的人多,所以也不觉得寂寞(大笑)。我们历史所里,年纪大点的在旧社会成长或工作过的是“牛鬼蛇神”,大概有三分之一,后来年轻人变成“5·16反革命集团”的又有三分之一,革命群众也有三分之一。“老反革命”和“新反革命”加起来占多数,革命群众占少数。
李怀宇 你的同学汪曾祺就是去写样板戏的。
何兆武 对,好像是他最后统的。我问他:“你还懂京戏哪?”他说:“不懂。”我说:“不懂京戏怎么能写剧本哪?”他说:“写剧本跟不懂京戏没关系。”
李怀宇 后来也有人拿他写样板戏这一点来诟病他。
何兆武 不是,这东西是上边给你的任务,你非得干不可啊!我们那时候劳动,拆西直门,西直门是元代的城门,八百年来首都的城门给它拆掉了,那我们也得去拆。
李怀宇 梁思成曾对拆城墙痛心疾首。
何兆武 我不赞成拆,可是上面要你去拆,你就得去拆。
李怀宇 在“文革”十年当中,你还有没有条件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