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