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一眼。
他私底下爱教育我:“你生活得太塑料了,不真实。”
我白他:“怎么了?”
“过分得体。”
“什么意思?”
他来劲了,比比划划:“要像打枪一样。有句话,叫有意瞄准,无意击发。要有这个‘无意’。”
挺神的反正。
后来,史努比跟我说过,看我当时真是吃力,天天采访前挨个打四十分钟电话,每次采访都在本子上写一百多个问题。化妆的时候还斜着眼继续写,化妆师一边抖抖地画眼线,一边叹气:“我看人家别的主持人这时候拿本金庸看,你怎么这么紧张?”到录的时候,我就照着本子上的问题往下问,听不见对方说话,只想着自己的下一个问题。
绳子越缠越紧。
大老杨是摄像,录完节目大雪里送我回家,他说姑娘你可得加把油啊,领导说扶不起来就不扶了。
当时“时空连线”首次使用连线的方式让三方嘉宾评论同一新闻事件,试图创造争论和交锋的空间。这个技术刚开始试,还没办法在演播室里实现三方在屏幕上同时出现,只能用电话采访,摄像在现场拍下他们说话的镜头,回来合成画面。在演播室里我盯着空荡荡的屏幕方向,只能在耳机里听到三位嘉宾的声音。
“往这儿看。”摄像引导我往黑暗里望,做出与三个嘉宾交流的眼神,“要有交流感。”我只好每个问题都配合点眼神儿,身体也跟着拧,装作在跟谁交流,营造一种气氛。光拧这个身子就能把我弄个半死。
摄像“咂”一声:“你眼里没有人。”
我不服气:“是,那些嘉宾的人影都是后期加上的,我根本看不见他们。”
“不是这意思。”对方摇摇头,没再说下去。
慢慢的,我已经不会写东西了,拿张纸对着,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再过一阵子,我连话都不会说了。在餐厅遇到“新闻调查”的张洁,他说他理解这感觉,说他拍过一个片子,白血病人晚期的治疗要把身上的血全抽出来,再换成新的。我血已流光,龇出一个纸一样苍白的假笑看着他。
再后来,我干脆出溜了。以前当观众时,老讥笑别人八股腔,现在当了主持人,用得比谁都熟练,每天结尾我都说:“让我们期待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早日到来。”
这话是不会错的,然后我就可以卸妆下班了。
梦里我又回到小学四年级。
八岁的我站在教室走道里,一只手捂着左眼,一屋子同学都埋头看书。老师拿一支小棍,点着视力表的最底下一行。
这是我小时候最恐惧的场景,直到现在,看到视力表还感到条件反射式的恶心。
我早就近视了。但谁也没看出来。
我站在过道上,非常冷静,食指上下翻飞地指着。我已经把最后一行背熟了。老师把小棍一放,埋头边写边喊:“一点五,下一个。”……现在我跟大家一样了。谁也没注意到我,我不动声色地回到了座位上。
眼前黑板上的字,我什么也看不清。
有一天穿过客厅,看见电视里“经济半小时”有个记者正在采访刚当了县长的牛群。这记者叫陈大会,真是职业杀手,快、狠、准,剑光一闪,夺命封喉。我端着饭碗站在那儿一直看到完。
业内对他的采访有争议,但都承认他勤奋:“他是第一个细心研究国外节目的采访记者,把节目像拆螺丝一样拆开,每一个导语,每一个问题,包括每个表情和姿势,都模仿研究。”
我把他的采访,还有法拉奇、拉里·金……能找到的都打印下来塞在文件夹里,提问抄在小本上,采访前常常偷换一下问题的内容就直接用。江湖上的小女生,以前那点儿华丽的水袖功夫,上阵杀敌时一概用不上,只能老老实实蹲马步,照猫画虎。
我遇见陈大会,他说要小心身上的毛病,不要到了三十多岁改不过来,在连线采访中,要心无旁骛,不要管这节目到底要什么,不要去管什么气氛啦交流感啦、不要冷落任何一个嘉宾啦这回事。“你就记住一点,”他说,“新闻本身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接近新闻的核心,那你这期节目就让他一个人说话,其他两个坐在那儿一言不发也无所谓。”
我迟疑:“嘉宾会不舒服吗?”
“他们舒服不舒服不重要,记者的首要任务是揭示真相。”
他这话让我心里动一下,但我根本没这勇气,我像只粽子一样被死死绑住。
他大概看出了我的状态:“跟你讲个事,一九九六年的时候,‘东方时空’开会,制片人问大家,咱们‘东方之子’的采访记者最差的是谁?××还是陈大会?”
我开始向他学,但是这种拣本《葵花宝典》闭门自修的方式,很容易就向邪路上去了,以为厉害的记者就是要把别人问得无地自容。
遇上一个新闻,两名陕西青年组队骑自行车飞越长城,有一位失去了生命。我策划了一期“飞越的界限”,采访遇难者的队友和教练,他的队友在节目里朗诵爱国的诗,我问:“你就是想要那种特别来劲的感觉吗?这比命还重要吗?……这是不是草台班子?你们是不是炒作?……”
录完后同事奇怪我的变化:“哟,这次挺尖锐啊。”我还挺得意。
李伦当时是“生活空间”的编导,给我发了条短信:“你把重心放错了吧?”我还没明白他的意思,就看到《南方周末》上刘洪波评论这期节目:“电视记者语带嘲讽,步步为营。”他认为责问的对象应该是负责安全审查的管理部门,用不着只拿当事人取笑。
网上有观众写看完这节目的感受:冷酷的东方时空,冷酷的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