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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与光的君王译者序（第1页）

薛庆国

他的故国是叙利亚，在一个叫做卡萨宾的海滨村庄出生、成长。

他拥有黎巴嫩国籍，又常年定居巴黎——他自我放逐的地方。

他在诗中写道：“他有多重身份，因为他只有一个国度：自由。”

他还说过：“我真正的祖国，是阿拉伯语。”

他的名字是阿里·艾哈迈德·赛义德·伊斯伯尔。

阿多尼斯也是他的名字。

阿里——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因为贫穷，他13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但庆幸的是，父亲虽是农民，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在父亲的引领下，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在学习、背诵古诗之余，他的诗才也逐渐展露。1944年，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阿里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少年阿里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总统大为赏识，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阿里入学后苦读法文，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随后，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并开始以“阿多尼斯”（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叙利亚国王忒伊亚斯之子）为笔名发表诗作。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1956年，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同埃及并肩作战，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法、以三国。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却多了一位诗人。

在贝鲁特，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哈勒，两人意趣相投，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诗歌》，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此后，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立场》的主编，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作为诗人、学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对贝鲁特这个阿拉伯世界“政治的边缘、文化的中心”情有独钟，并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1973年，他以优异成绩获贝鲁特圣约瑟大学博士学位，其旨在重写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论文《稳定与变化》分四卷出版后，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动。20世纪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并任西方多所大学客座教授。80年代以来，他曾荣获布鲁塞尔文学奖、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学奖、马其顿金冠诗歌奖、阿联酋苏尔坦·阿维斯诗歌奖、法国的让·马里奥外国文学奖和马克斯·雅各布外国图书奖、意大利的诺尼诺诗歌奖和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等国际大奖。近年来，他还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人选。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翻译家、画家。除了极为丰富的诗歌创作外，他还著有十余种文学评论与思想理论著作，编选过多部阿拉伯古代与现代诗集，并有十几部译作问世。近年来，阿多尼斯还尝试涉足现代绘画，在巴黎举办过个人画展。他绘制的具有现代风格的抽象画，常被用作自己诗集的封面和插图。

阿多尼斯是阿拉伯诗歌现代化最积极的倡导者，他提出的一系列诗学见解，为阿拉伯新诗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他看来，以新诗运动为标志的阿拉伯诗歌现代化，关键并不在于形式的革新，而在于内容、语言的革新，在于看待人生、宇宙观念的革新。因此，诗歌体现的不仅是文学与审美的问题，更是一个重大的文化问题，是一个“关乎人、存在、人道与文明的问题”。新诗首先应该代表一种新的观念，“其核心是探寻与抗议：对各种可能性作探寻，对主流发出抗议”。新诗不能满足于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抒发感情，而应体现全面、崭新的文化观，表达对人生、社会的全新认识。诗歌也不能满足于像现实主义诗人那样反映现实，而应该启迪读者，如火焰一样为他们照亮新的天际。文学应与政治分开，不应沦为宣传意识形态的工具。诗歌是一种最崇高的表达人的方式，应着力探索心灵、爱情、疑问、惊奇和死亡的领地。现代性并不在于时间的新近，而在于是否具有创新、突破的精神。诗歌现代化没有止境，没有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变化、求索、超越、反思的历程。要实现诗歌现代化，既应该借鉴西方现代思想与理论，又应该从阿拉伯文化、文学传统中汲取养分。对传统应该重估，尤其应发掘遭主流意识形态长期压制、排斥的革新思想的价值。重估传统应回归到对经典文本本身的重读，而不应依赖注释家对文本的注释与解读。

阿多尼斯的诗歌属阳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他主张变革、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但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然而，他对阿拉伯政治、文化、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则对整个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也使他成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

祖国与民族不幸的现状，是阿多尼斯忧伤与悲愤的根源。在他看来，阿拉伯民族有着辉煌的过去，丰富的遗产，其人力资源、战略位置、物质财富均得天独厚，历史上也曾有过气度恢宏的开放，致力于不同民族的和平共处。有了这些良好的条件，当代阿拉伯人完全应该在人类文明的建设中发挥独特的历史性作用，但可悲的是，阿拉伯的现实与之相反。在阿多尼斯看来：“今天的阿拉伯，是历史上几个黑暗时期——蒙古人洗劫巴格达，拜占庭的战争，安达卢西亚的沦陷，奥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让——的延续。”为了揭示阿拉伯现实困境的根源，他不畏其艰，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史。他在巨著《稳定与变化》中指出：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稳定”，这种稳定近乎“沉睡”，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处于边缘的“变化”因素；以“变化”超越“稳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如：因循守旧思想严重，宗教蒙昧主义肆虐，专制、腐败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与质疑的意识匮缺……阿多尼斯对传统与现实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锐，言辞激烈。譬如，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专制统治者，他这样予以痛斥：

面临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蚕食、帝国主义的凌辱与奴役，面对外来的野蛮，那些以另一种形式的野蛮对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断侵犯国民的权利，实行紧急状态，建立特别法庭，肆意拘捕无辜，剥夺公民办报、建党、结社的自由，甚至剥夺他们言论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将自己的人民淹没在腐败、疾病、失业、文盲、饥饿、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术成就脚下的政府，如何能够实现进步，抵抗外来的霸权主义？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摆脱来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毁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凭什么力量去和外敌斗争？

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抗拒权势、批判时俗、忧国忧民的意识，既和纪伯伦、塔哈·侯赛因、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也和全人类的思想、文化精英遥相对接。阿多尼斯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惊世骇俗的效应。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澜，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诗作，其诗集有《最初的诗篇》（1957）、《风中的树叶》（1958）、《大马士革的米赫亚尔之歌》（1961）、《随日夜的领地而变化迁徙》（1965）、《戏剧与镜子》（1968）、《灰与花之间的时间》（1970）、《这是我的名字》（1971）、《复数形式的单数》（1975）、《长诗五首》（1979）、《对应与初始》（1979）、《围困》（1985）、《行进在物质地图上的欲望》（1987）、《纪念朦胧与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书：昨天、空间、现在》（三卷，1995-2002）、《风的作品之目录》（1998）、《身体之初，大海之末》（2003）、《预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体上撕裂的历史》（2007）、《安静，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奥菲莉娅的疯狂》（2008）、《出售星辰之书的书商》（2008）等。

在诗歌创作中，阿多尼斯践行着自己极具革命意义的诗歌理论和文化思想。诗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态度鲜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讳言地宣称：“我是鬼魅的主人。”“我生活在火与瘟疫之间在一本传授秘密和堕落的书本里。”“我是个背叛者，我向被诅咒的道路出卖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对于传统的价值观，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讽者：“什么是通行的道德？——蜡烛，快要熄灭在令人窒息的洞穴里。”“什么是绝对？大脑来了月经。”对于世俗的观念，他是一位彻底的颠覆者：“罪过：对自由的另一种赞美。”“你与你的时代作对吗？那么，你走在一条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他以歌唱来抗拒压迫与恐惧：“我由于恐惧而歌唱我由于被压迫的反抗而歌唱。”他以讥讽表达了对暴君的蔑视：“给老鼠一根皮鞭它会像暴君那样趾高气扬老鼠的子宫里挤着一头羊和一只狼。”他对这个世界的抗争，显示着百折不挠的倔强和信念：“世界让我遍体鳞伤，但伤口长出的却是翅膀。”他心甘情愿，要做西西弗那样落难者的同道：“我发誓为西西弗分担那块沉默的山岩……我发誓要和西西弗同在。”在诗中，他骄傲地宣告自己的卓尔不群：“今天，我有自己的语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禀赋。”他也毫不掩饰张扬的个性和大写的自我：“我让自己登基，做风的君王。”“一切都在我的眼底，从旅程的第一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