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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那一天，毛主席习惯地在深夜时分打开当天的《人民日报》，当翻到第三版时，看到了一篇通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省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

副标题的字不大，却吸引住了毛主席的目光，读罢，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连声说：“好，好，全国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心情激荡之下，两首七律题毕。

随后，毛主席又挥毫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灭血吸虫而作，请你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诗中，坐地，巡天，红雨，三河之类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或须作点解释。

毛泽东

七月一日

也许很多人并不理解一个伟人为小小血吸虫而牵肠挂肚的情怀，无法理解这场人疫之战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毛主席挥毫题诗的时候，在南方12个省市里，消灭血吸虫的战役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着。

这场战役是由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一封书信发起的。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时，发现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血吸虫病流行极为严重，像瘟神一样威胁着人们的生存：这种肉眼看不见的灰白色线状小虫，当虫卵入水孵化形成毛蚴，向水清处游，遇着钉螺便钻入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无数的尾蚴，再从水里钻到人畜体内寄生。只要皮肤接触到疫水，只需要十几秒钟的时间就能引起血吸虫病。儿童被传染血吸虫病后，发育受到影响，甚至成为侏儒；妇女被感染后，多不能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后，丧失劳动力以至死亡。血吸虫病的肆虐横行，使不少疫区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无人村。

看到这些，沈钧儒心急如焚。9月16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了这一情况。不久，这封信便和附带的材料一起放到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字字如血。毛泽东看完信和附件后，立即铺开信纸，给沈钧儒写了一封回信。

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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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无奈小虫何（2）

九月十六日给我的信及附件，已收到阅悉。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习仲勋同志负责处理。

顺致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其实，如果更早的话，对血吸虫的调查和防治可以上溯到1949年解放军渡江战役。早在1949年解放军渡江作战之前，华东军区便有不少来自北方的战士在练兵中感染血吸虫病，造成大批非战斗性减员，当时部队进行了一些防治工作，但是离消灭血吸虫还差得远。这次沈钧儒的书信，则将血吸虫的问题又一次摆上了桌面。

为了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场深入的调查研究随即展开。

狮子岩的传说

这时的余江县，正如《送瘟神》诗中所说的——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从1919年到1949年，整个余江先后有29000多人死于血吸虫病，42个村庄濒临毁灭。在余江县下辖的蓝田坂村，1909年至1949年间先后有3000多人因患血吸虫病死亡，14000多亩田地变成荒野。原有500多户，2200多人的荐头村，在解放时只剩下了８户。上、下黄村两个村子，上黄村只剩下了十几户人家，而下黄村虽然还存有40多户人家，却有48个寡妇，变成了“寡妇村”。

和疫病同样害人的，还有乡里村间蒙昧的传说。余江周边广为流传一种说法：得大肚子病是因为吃了狮子岩的水。

几百年来，白塔河都是当地人赖以为生的水源，河边有一块酷似狮子的岩石，这头狮子俯卧在地，闭目张口。嘉靖年间，当时的知县在狮子岩旁边开凿了一条引水渠，沿渠可以灌溉上万亩水田。引水渠修好后，远远望去，白塔河的水便像是从狮子口中汩汩流出的一样。

此后多年，引水渠年久失修，大部分渠道淤积严重，杂草丛生，正好是适合钉螺滋生繁殖的最佳场所。而村民也自然而然地把得病的原因归罪到了狮子岩头上，认为是人们喝了狮子口中的涎水，狮子发怒，因而让村民患病。

因为这个荒诞的传说，余江县多年来只有患病人数的增加，而很少有外来人进入。

在疫病的侵袭下，病患遭受的痛苦难以尽述。已经84岁的陈则民清楚地记得自己亲眼所见的惨状：上黄村血吸虫病人黄万明已经到了晚期，腹大如鼓，四肢却比枯柴还瘦。因为腹痛难忍，黄万明操起家里的镰刀戳破了自己的肚子。待到陈则民见到时，黄万明已经去世，黄绿的腹水流淌一地。

为了维持起码的生活，当时不少晚期血吸虫病人依然挺着大肚子下地劳动。由于耕作无力，每亩地只能收获稻谷数十斤，碰上灾害，甚至颗粒无收。有人编的一首山歌是“蓝田坂的禾，亩田割一箩，好就两人抬，不好一人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