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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1页）

方对产权的有效保护是工业革命得以发生的关键原因，它缩小了社会收益率与私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让私人的努力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中国的官僚系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官僚系统之一。官吏是通过层层磨人的科举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由国家任命和给予薪俸，要宣誓效忠于皇帝，然而在关系网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中，任人唯亲的裙带之风盛行。

官吏的俸禄不高，但通常可以通过收贿贪污发财致富。在皇朝上升时期或皇帝英明强干时，官僚系统相对说来比较廉洁。然而，腐败之风会逐渐强化，当中央政府忙于权力之争而地方官吏失控于“天高皇帝远”时，腐败就更加严重。

根据曼库尔·奥尔森的《国家兴衰探源》一书所述，边疆稳定的社会倾向于出现逐渐增多的共谋和集体行动的组织，即小的分配性同盟，它们有着形成政治游说集团和对政策施加影响的动机，这些行动往往是反生产性的；这些政策集中有利于少数同盟成员而代价则是扩散到全体成员，这一“逻辑”意味着公众不会对它们有什么反抗，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配性同盟会为数越来越多，从而把国家拖进经济衰退。⑧2007年初，许多人看过湖南卫视播放的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它展现的腐败故事也能转移到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因为“分配性腐败”的逻辑在各个朝代都一样。问题不在于某一个皇帝如何，而是在于“家天下”形成了这种腐败模式。在“家天下”体制下，“明君”总是罕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嘉靖皇帝和刚正不阿的官员海瑞都可以说是牺牲品。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朝代轮回”新解（4）

在过去的那种君臣关系中，皇帝必须是既强势而又灵活，才能控制住他的臣子。臣子们有着不同的利益，又信息灵通，皇帝必须运用有效的措施来选拔、评估、轮换、调查和监管这些官员，才能使他们朝正确方向行动。在中国那样一个大国，当时交通和通信条件又有限，皇帝要运用那些措施，是很不容易的。

在中国历史上，尽管各个朝代都曾努力整顿吏治，但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责任制，政府又没有实行分权制衡，因此官僚系统最后总是陷于腐败。信任始终是一个问题。皇帝为了省心省力总是依靠宠臣。官员们则总得寻找靠山，以谋取有利官职，而且一旦遇到上司偏听偏信或掩盖事实时，有靠山才好争取自我保护。

按照现代委托—代理理论，这是一个典型的控制问题，它的解决有赖于保证效率的奖惩。这一过程既涉及权力也涉及艺术。软弱的皇帝根本应付不了的。君臣系统缺乏全面明确的责任制和社会反馈机制，过分依赖于皇帝的实力和稳定性以及政权的绩效。解决冲突靠暴力或“虎斗”。社会###是随时可能出现的危机，对统治者构成威胁，对觊觎政权者则是提供了机会。这就是中国人对###“又怕又爱”的心理根源。

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一向是一个问题。在较早的几个朝代，匈奴人曾对华北构成威胁。到了南北朝和宋代，有些少数民族曾建立自己的王国。在元朝和清朝，则是蒙古族人和满族人统治了全国。人们常说这是因为在工业化以前机动快速的游牧生活方式享有掠夺农业社会的优势，即所谓“狼文化”优越于“龙文化”。但是汉朝的骑兵也曾决定性地打败匈奴骑兵；明朝的永乐皇帝也曾派兵击败蒙古族骑兵。有的朝代被游牧民族打败，是因为这些朝代的“家天下”已落到其最衰弱时期。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尽管经济远不如中原发达，却能一而再地横扫全中国。兵匪造反成功，也是击中了皇权的最衰弱之处。外部的挑战时时刻刻都有，而“家天下”被推翻则是因为内部体制毛病已不可救药。

中国“家天下”的统治以“天命”之说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其手段是“恩威”并济。恩必须以威为基础，但若无恩，威也长不了。“天命”之说充其量也只是掌权以后的一种事后而非一概如此的解释。从体制上解释“朝代轮回”则是将皇室置于“朝代游戏”的中心，其周围是农民（占全国人口90％），官吏，士兵，土匪，入侵者。农民、官吏和皇室是中国“金字塔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

“家天下”是建立在一夫多妻和皇位继承制的基础之上，这就从体制上为始终不断的权力之争，即至高无上的皇位之争，创造了条件。这里最重要的不是皇位接班人的才干品德，而是靠玩弄策略和婚姻血缘操纵争取的恩宠。时间一久，这一小小皇室“基因库”就提供不出一位能坐稳江山的皇帝，这时“虎斗”政治文化就该起作用了。

然而皇室并不是唯一容易破碎的积木。农民承受着官府的苛捐杂税，又有着早婚和分家（非长子独享的平均继承制）的传统，生产技术停滞不前，人口压力沉重，连农村的地主也往往日子难过。知识精英靠读书做官，拉帮结派搞裙带关系，堕落成贪官污吏，他们与皇家的主仆关系逐渐变质。借助复杂的地理和发达的功夫文化，农民变成土匪，士卒变成叛军，叛军与土匪联手，异族入侵者会伺机而动。随着天灾人祸，一个朝代就从生产性的兴起转入分配性的腐败，最后转入破坏性的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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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辩说（1）

在中国最近200年当中，最卑鄙无耻的机会主义者当数袁世凯（1859—1916年），从清末到民国初他上演了许多政治丑剧。他出生于河南省的一个官宦之家，自幼读儒家经书。19世纪70年代，两次参加乡试均落榜，遂加入清军以寻找向上爬的阶梯，果然迅速晋升，博得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赏识，于19世纪80年代被派往朝鲜镇压那里的兵变。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幸运地提前回国，不久被委派组建清廷的“新军”。也就在这一期间，孙中山，即后来的民国“国父”，由改良派转变成革命派，开始策划推翻清廷的起义。

袁世凯第一次投机取巧的重大表演是在1898年，当时光绪皇帝迫切需要得到军方的支持，来推行他的一系列改良，以抵制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压力。袁世凯虚伪地表示他一定效忠于皇帝，但他知道实权仍在慈禧及其心腹手中，就将光绪的行动计划向慈禧的心腹告密，导致了“百日维新”的失败。改良派人物谭嗣同等被杀，康有为等被迫逃亡。光绪皇帝被软禁，慈禧太后重新临朝听政。袁世凯靠出卖光绪和改良派而受到慈禧宠信。不久，他升任山东巡抚，镇压义和团，1901年接替死去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的“新军”改称“北洋军”，成了当时中国实力最强、装备最好的军队。

1900年八国联军攻进北京，慈禧狼狈逃奔西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她返回北京后，也实行她的“变法”。1908年，据说慈禧感觉到自己快死了，就下令毒死了仍在软禁中的光绪，第二天她自己也死了。她死前下令立3岁的溥仪为皇帝，立溥仪之父、即光绪的弟弟载沣为摄政王。载沣因为恨袁世凯出卖他的哥哥光绪，而将袁世凯革职。

此时孙中山虽流亡海外，但一直组织革命党人致力于推翻满清建立民国。1911年，革命党人在华中的武昌发动了成功的起义。袁世凯看到他的机会又来了。他通过一批亲信仍然实际上控制着“北洋军”，所以他知道清廷和革命党都想要争取他的支持。对于他来说，作出决定并不难。中国俗话说“不见兔子不撒鹰”，这就是他的行动计划。他坐山观虎斗，看哪一边向他提出最有利的建议。

这时清廷摇摇欲坠，革命党人起义风起云涌，华南多数省已宣布独立。清廷无奈，反复恳求袁世凯出山。但袁世凯不着急。清廷先请他出任湖广总督。那样就得去南方，他不干，借口说他的脚病还没有养好。清廷又请他出任总理大臣，他还是推辞。当然，他的北洋军这时已动员起来，准备出击。这时已陷于绝望的清廷只好请他掌管全部军政大权，他这才回到北京上任。

袁世凯一当权，就把摄政王载沣赶下台，然后派北洋军进攻革命党人，一路打到与武昌隔江相望的汉口、汉阳，摆开阵势准备与革命党人讨价还价。革命党人于1912年元旦宣布成立“中华民国”，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被迫跟袁世凯进行谈判。对于袁世凯来说，清廷已经大势去也，只有一个3岁娃娃皇帝，可以像一个玩具似的扔掉。孙中山为顾全大局，避免战乱，愿作巨大妥协，让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假惺惺地表示一定忠于民国，反对帝制。于是这个虚伪的大军阀坐上了总统座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主的辩说（2）

这时袁世凯已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了。但斗争还没有完。孙中山在1912年将革命党人的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在中国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民选产生的国会中，国民党赢得了众议院596席中的269席、参议院274席中的123席。内阁总理候选人宋教仁是国民党一位有威望的领导人，敢于公开批评袁世凯。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开始公开地压制国民党。他改组了各省政府，派他手下的人去当督军，为后来的军阀混乱布下了祸根。他认为大势已定，1915年12月宣布自己是“中华帝国”的皇帝。但这一次他的算盘打错了，激起了全国人民愤怒。他也树敌太多，连他手下的某些将领也觉得受了他的骗，不再支持他。在全国声讨下，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宣布退位，恼羞成病，1916年6月死去。此后中国陷于军阀混乱，直到1927年蒋介石成立国民党的国民政府。

中国的第一次民主实验表明，民主思想有助于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但新政权能否按照民主设计运转，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情。组织机构可以很快建立，但政治文化却不会轻易随之改变（新瓶装旧酒）。在这新的政治博弈中，像孙中山这样的好人仍然吃亏。他的善良成了软弱的表现，轻易被人利用（他一直因此受批评，虽然他大概是现今在大陆和台湾地区都受到尊敬的唯一人物）。

不过，经济发展能否促进民主的发展和运转呢？

早在近代政治文化理论出现以前，探讨民主制的起因就已是政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亚里士多德认为民主及其他政府形式来源于财富的分布和阶级力量对比。孟德斯鸠认为有利于民主制的条件是对平等的热爱、节俭和温带气候。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这一气候论类似于上文中谈到的经济发展的气候论。托克维尔也是将民主与财富平等联系在一起，但他还强调了适当的法律、思想、风俗和公民文化的重要性。

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杰出学者，也是最早提出现代民主制是与市场资本主义相伴而来的学者之一。但对民主制来源的当代研究主要是立足于丹尼尔·勒纳和西摩尔·利普塞特的开拓性研究之上。勒纳的看法是：城市化开始带动现代化，随后是文化水平提高，媒体发达，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于是有了民主制。

利普塞特的看法更直接：国民生活愈宽裕（从财富、工业化、城市化和教育的水平来衡量），维持民主制的可能性就愈大。许多研究者把这两位学者的见解拿到现实世界去验证，结果确实表明民主制与经济发展有相互关联。然而，也有例外。有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低，却有民主；而另一些国家经济发达，却没有民主。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否有通过经济发展来表现的别的诱因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民主的辩说（3）

亚当·普泽沃斯基的著作，《民主制与发展：世界上的政治体制与福祉》，是最全面的研究报告之一。像熊彼特一样，他对民主制所下的定义也是狭义的，即“有竞争的选举”。他认为“法治民主”是“有竞争的选举民主制”的基础，虽然民主制存在于富裕社会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但经济发展事实上并不会产生民主制。

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收入与民主》⑨指出，现有的一些研究材料肯定收入与民主制之间有着全面的关联，但通常并未探究那些同时影响这两个变量的因素。这一篇研究报告表明，探究这样一些因素后，人均收入与各种民主措施之间的统计联系就站不住了。此外，这篇研究报告表明，收入与民主制之间确实有关联，但收入又不对民主制构成原因，这是因为收入和民主制的长期演变是与一些历史因素相关的。

对于“经济发展决定民主”理论的挑战至少还有其他四个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首先，罗伯特·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都指出，有许多因素（经济、历史、社会、外界和文化的因素）看来都关系到民主制的出现。然而，没有一个因素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显得比别的因素更加重要。他们认为不可能提出精确的假设命题，而只能提出推测性命题。

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亨廷顿试图说明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现的民主浪潮的原因、转变方式和后果。虽然他仍然认为秩序与无政府状态的区别要比民主制与独裁的区别更具有根本意义，但他更强调民主的价值。他的主要论点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那些转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些共同的原因、相平行的事态发展以及早先的转变对后来的转变的影响。

有五种变化对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发生起了重要作用，它们是：日益加深的政权合法性问题和政绩合法性问题；使中产阶级扩大的全球性空前经济增长；天主教会的教义与活动的显著变化；外界的政策变化；以及滚雪球式的或示范性的作用。他还指出，每一个国家或所有这些国家的民主制的发展都无法用单一的因素来解释，而且这些因素的组合在不同的浪潮、阶段和国家都有所不同。

第二个方向是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本身事实上并不构成答案。经济发展只有在它给阶级结构和公民社会这样一些彼此交错的变量带来有利的变化时，才能导致民主制。《资本主义发展与民主制》一书⑩的作者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民主制的上升，是因为它转变了阶级结构，加强了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削弱了拥有土地的上层阶级。在《沉默的革命》一书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指出，在经济发展与稳定民主制的关系中，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因素起中介作用，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生活的满足和政治的温和这三者组成的公民文化特征。罗伯特·普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也是朝这一方向作出的努力，但它谈得更多的是公民文化如何影响政府的成绩（治理的程度）和经济的成就。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民主的辩说（4）

第三个方向是反映在爱德华·弗里德曼主编的《民主化的政治：概括东亚经验》一书之中。弗里德曼认为，民主制并不取决于经济条件。历史表明“独特的文化”根本与促进民主无关。民主文化是民主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并不存在独特的历史、文化和阶级先决条件来导致民主制。在欧洲、在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特殊因素促进民主制。导致民主制的，是政治。政治本身根本没有先决条件，政策属于偶然性领域。政治是民主制的唯一先决条件。他认为民主制对人有吸引力；只要适当的政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使政体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