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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即能做到的，那就是在其充军发配的一路之上，不卖给蔡京一粒粮，一滴油，一根菜，更甭说，一块烙饼，一个馒头，一个包子了。没有发通知，没有贴布告，更没有下命令，发文件，街乡市井，城镇村社，驿站旅店，庄户人家，所有的中国人表现出从来没有过的齐心，让他活生生地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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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京与宋徽宗（5）

饥肠饿肚的蔡京，回想当年，那山珍海味，那珍肴奇馐，现在连一口家常便饭，也吃不着了。那时候，他爱吃一种腌制食品“黄雀酢”，堆满三大间厅堂，他转世投胎一千次，也吃不完，现在想闻闻那扑鼻香味，也不可能了。那时候，他想吃一个包子，得若干人为之忙前忙后，现在，即使那个缕葱丝的妇女碰上他，也绝不肯将缕下的废物，一堆烂葱皮，给这个饿得两眼翻白的前蔡太师的。

中国人对于贪官污吏的憎恨之心，惩罚之意，是绝对一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坚定坚决，也是从不动摇的。因此，再也没有比这种饿死蔡京的死法，更让人民大众开心的了。

王明清《挥尘后录》：“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乃叹曰：‘京失人心，一至于此。’”《宣和遗事》载：蔡京最后“至潭州，作词曰：‘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番成梦话。’遂穷饿而死。”

这就是一个贪官的奇特死法。

蔡京虽然饿死了，但不等于所有蔡京式的人物都饿死，因此，这个陈旧的故事，或许能让有些人，读出一点震慑的新意来。

李清照的悲哀（1）

宋徽宗自号道君皇帝，其实不但无道，而且无德，无能，无聊，无耻。但他在政治上，在收拾知识分子上，在挑动群众斗群众上，倒也颇有几分歪才。

在中国，统治者不是整一个人，而是整一群人的话，就要搞政治运动。宋徽宗在这方面，称得上是一个先行者。

李清照（1084…约1151），山东济南人。这位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一生，与她号“易安居士”的“易安”二字，简直毫无相应之处。

相反，她的早期作品，大约作于公元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秋天的《一剪梅》，其中一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倒是她生于那个多事之秋，遭遇不幸；碰上那个糟糕皇帝，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正是花样年华；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仍属新婚燕尔。在这个应该女人最好的年月里，她写下的这句“花自飘零水自流”，却成为她这辈子的不吉谶语。

从此，像落在流水里的花瓣，不能把握自己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位无辜的女诗人，就这样被挫折到最后下落不明。有关她的悲剧故事，得从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说起：

公元1100年（元符三年），正月。

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他一上台，便倒行逆施，反攻倒算。

公元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

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祐奸党”。

这是一种批量化的不杀你头，却给你戴上一顶奸宄帽子的刑罚。砍掉脑袋，只受一次痛苦，徒刑坐牢，期满便也获得自由，而戴上一顶奸宄帽子，那羞辱，乃无声之鞭挞，那折磨，乃永久之惩罚，才是最厉害的一手。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受株连。

他“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被不知其名的王八蛋检举，顺藤摸瓜，难逃一劫。七月乙酉，给他定性，结论为“元祐奸党”。

首批定奸党者，共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于是，罢官。

九月，宋徽宗觉得这样惩治，起不到广为人知的效果，亲笔御书奸党人名，刻石于京师通衢大道的端礼门上，众目睽睽，以示儆尤。这一次，打击面扩大化了，由十七人增至一百二十人，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公元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

宋徽宗在意识形态领域，充分肃清“元祐奸党”流毒。下令毁司马光、吕公著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包括他们手书的碑匾题词，楹联墓铭，统统砸烂仆倒，扫荡干净，不留痕迹，私藏者以窝赃罪论。

九月，这位皇帝认为只是在开封城里，收拾元祐党人，规模有限，很不过瘾。下令天下，凡各地监司、长吏厅堂之间，必立“奸党碑”，为怙恶不悛者戒。至此，刻录于党人碑者，再次挖地三尺，层层加码，总数达三百零九人。

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排位相当靠前，日子很不好过。

公元1104年（崇宁三年）。

更恶毒的政策出台，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擅到阙下”，更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连文革期间的对可以教育的子女，给出路的政策，也没有，可见宋徽宗斩草除根之歹毒。

公元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

因为慧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这个绝不上东西有皇帝，不得不诏求直言，有上书者认为堂堂京师立这样的碑，全国各地立这样的碑，有碍观瞻，遂有毁碑之说。

公元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

壬子朔，宋徽宗这场政治运动，总算告一段落党禁至此稍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