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能做到的,许多人也能做到,只是他们没有这么做,或是做了,却没有机会让大家了解。我所做的,毕竟还是在同一个领域内的拓展延伸,只是涉猎范围更宽泛些,并没有离开我的专业;其拓展延伸,似乎也合乎常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追根溯源,我还是得益于很多前辈的指教,每每想起这些,我的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
前面曾多次地提到,姥爷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初的导师。我四五岁时,姥姥去世了,姥爷便与我相依为命,将他的全部情感寄托在我的身上,竭力向我传授他认为的所有有用的知识,教我怎样做事,怎样做人。姥爷注重传统美德的教育,让我从小学习忠、孝、仁、礼、义等这些做人的品质,还教我背诵唐诗宋词,经常让我和小同伴们一起去小人书铺借各种连环画(小人书)看,有时间便给我讲《水浒》和《三国》的故事。记得他特别崇尚三国时关羽的忠贞、勇猛、守义的品质,视之为中华民族完美男人的楷模,还把关羽的像挂在墙上。关羽红彤彤的脸膛,长长的美髯,绿色的袍子,至今令我记忆犹新,所以我在自己的家中,也摆放着一尊关羽的青铜塑像。姥爷还不辞辛苦,每天雷打不动地送我到哈尔滨中国十二道街的岷山武术馆练武术,然后一边抽着烟斗,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在那里压腿、练拳、练刀剑。在那个宽敞的地下室里,飒爽英姿的师兄师姐们既友善又和气,个个舞刀弄枪,那种和谐友爱的集体氛围,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温暖而美好的回忆。姥爷对音乐特别喜好,也鼓励我学习乐器,从口箫、竹笛、口琴、小手风琴、二胡、小提琴、大众琴到钢琴。其中有自家的,也有孩子们之间互通有无的,大家互为老师、互相学习,谁会得多就会受到大家的尊重。每逢星期天,我随舅舅和他的同学们去松花江畔,听他们合奏《黑龙江的波涛》、《多瑙河之波》……美妙的乐曲令我流连忘返、心旷神怡,那真是令人神往和留恋的幸福时刻。尽管从现在专业角度来看编制不对,编配、和声也不讲究,但仅仅有那美妙的旋律及各色乐器的复合交映就够了,演奏常常引得在江边散步的游人驻足,向我们投来赞许的目光,让我这个在一边助威的儿童也觉得无比自豪。
那时,姥爷保存的一些俄罗斯画家的画册和俄罗斯风景明信片,也常常令我陷入无尽的遐想,而那些快转的老唱片更为我展现出一个美妙、新奇的世界,使我的童年充满了梦幻的色彩。后来,我在哈尔滨马街小学上学,上一、二年级时,这些课余的学习和活动内容仍旧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不仅丰富了我的生活,陶冶了我的身心,奠定了我做人的基础,也锻炼了我强健的体魄和尚武的精神。姥爷不仅为我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使我学会了一些技能和道理,更重要的是,他为我开启了一扇通往色彩斑斓、广阔天地的大门,鼓励我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汲取各种知识的养分。
到北京后,我在业余音乐附小学习的时候,我的钢琴老师凌安娜,是一位富有教学经验、音乐知识全面的老师。凌老师不但教我们弹钢琴,还为我们的合唱课弹伴奏。她伴奏时大多是用旋律谱,而不是钢琴伴奏谱,但她弹得不仅音色丰富,甚至很华丽。当时我并不知道那些都是她自己编配的,只是惊讶怎么所有的歌她都会,觉得她真了不起。后来在一次上钢琴课时,我大胆地向她提出这个问题,她告诉了我其中的奥妙,她说,首先要练好基本功,再系统地学习和声、复调和各种织体,慢慢地也就能够做到这样。这引起了我的兴趣,从此,我便产生了既要学好钢琴又要学习作曲的强烈愿望,我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想法,尽管由于年纪小净是错别字,但这是我作曲理想的开端。
后来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在钢琴和作曲能力都非常强的潘一鸣老师的班上,他开始较系统地教我,拿过一首歌曲,如何很快地选用最恰当的和声、织体编配出与歌曲内容最贴切的钢琴伴奏,这为我以后的作曲配器打下了最初也是最坚实的基础,使我受益无穷。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声乐演员的现场伴奏大多是用钢琴,不像现在都如同卡拉OK一样,用伴奏带千篇一律地重复。那时,比较走红的演员每场要唱七八首歌,但只有两三首歌有伴奏谱,剩下的要靠自己编配。但是由于编配伴奏的演出效果往往更好,所以到后来殷秀梅和蒋大为在演唱时,干脆不用原有、现成的钢琴谱,希望我“随便”弹。而与李谷一的合作更是想起来让人后怕,她演出时,几乎每场都要加演五六首,有一次预先准备的加演完了,观众仍不让她下台,她随手给我一张歌片,然后急匆匆地对我说:“三段词,两段后间奏,结束给我三个和弦,我有动作。”说完我们就上台了。到了台上,我鞠了一躬又下来了,大家热烈鼓掌,李谷一赶紧跟着下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还没告诉我这首歌是什么调的呢。就这样没经过任何演练就上了台,居然把这首澳大利亚民歌《羊毛剪子咔嚓响》合得严丝合缝,无一丝破绽。实践的舞台最能锻炼人,临场随机应变的能力,就是这样通过一场场实战练就出来。在中央电视台第十届青年歌手大奖赛的声乐技巧考试中,考题中有近百首歌曲,大多数歌曲都没有钢琴伴奏谱,而且时间比较紧张,所以请了几位钢琴伴奏都不肯干,纷纷退出,最后比赛临近才不得以让我暂时“顶一下”,但这一顶就顶到了大赛结束。这些都多亏了从小在老师的帮助下练就的童子功,以及丰富的实战经验。
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2)
后来,和朱工一先生学习音乐,感受更多。朱先生不仅具有杰出的钢琴、作曲和指挥才能,还具有儒雅的风度、渊博的知识和真诚待人的美德。他讲课内容丰富,经常讲到一个乐句、一种风格时,会涉及到中外文化的许多内容。上协奏曲课时,更是生动细腻地从作品分析到如何写作,有几种写作的可能,演奏如何看指挥,自己要指挥的话应该怎样顾及到钢琴独奏等等,经常是一讲就两个小时,兴趣所致,还穿插一些他自己当年生动有趣的例子。他曾严肃地告诫我:知识到什么时候都是有用的,一定要多多地积累知识,多学几种技能,除了钢琴,起码要把作曲、指挥、中外音乐史搞明白,并能熟练地掌握应用。学得太单一很容易练成匠人,要学会全面立体地学习。他的话对我影响至深,我一直默默记在心里,即使在十年浩劫的动荡时代,我也从未停止过自觉而用心地学习。
看上去不相关的知识,其实相互之间有时却存在着某种关联,当我们深入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发现其中的奥妙,才能了解它们之间互相支持,互为补充的作用。我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听过傅聪讲学,他在谈到音乐与中国古典诗词的关系时见解独到。他认为肖邦的音乐与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有很多相似之处,觉得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诗词中的韵律原本是一回事,这些见解虽是傅聪的个人体验,但这样的感受对每个稍有悟性的音乐家都是“似曾相识”的,只是很少有人这样明确地提出来。想想肖邦的第一、二、三叙事曲和李斯特的《爱之梦》等,不都是在深刻地体现着那些诗情画境吗?而诗人们发人深省的诗、荡气回肠的词,不是同样贴切而深刻地揭示出了音乐丰富的内涵吗?很难想象一个不热爱诗词的人能真正热爱音乐,或者反过来,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一定也容易受到诗词的感染,因为这两者是相通的。一个钢琴技巧非凡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因为如果缺乏音乐内涵,缺乏思想和文化的支撑,演奏就会变得苍白而空洞;而一位修养深厚有文化底蕴的人,即便他的技巧差一些,也会因为演奏得有灵魂、有思想而打动人。因此,全面而广泛地吸收营养,“功夫在钢琴之外”是成就一个真正钢琴家唯一的出路,而将所有时间仅仅投入到钢琴技术练习中去的人,充其量也许只是个技巧娴熟的匠人。
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欧洲的大钢琴家,尤其是基本功扎实、技艺高超的钢琴家绝非只有肖邦和李斯特,我们还可举出很多人,但从思想、内涵和勇于创新的角度来说,他们两人无疑是最优秀的,同时他们又都是高出同代人很多的作曲家,我在初中时就曾充满这样的疑问:为什么专攻钢琴演奏和专攻作曲的人,在钢琴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上所做出的成绩,反而还不如能兼顾两个方面的人呢?要知道,他花在其中一个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只有前者的百分之五十啊!后来,我慢慢明白了这其中的道理,两者是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关系。尽管很多单方面的专家也很有造诣,但这种音乐全才对后世的影响显然更加深远,比如拉赫玛尼诺夫和普罗科菲耶夫,当代的钢琴家兼指挥家阿什肯纳齐和普列雷涅夫,还有李斯特的前女婿彪罗……他们无一不是国际乐坛上多才多艺的风云人物。
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常听到高班的同学讲他们的感受,比如喜欢哪个时期的哪位作曲家,并以能弹好这位作曲家的作品为荣,甚至希望成为专弹这个作曲家作品的“专家”……我当时就很不理解,学习音乐,如果分工分得这样细致,那岂不成了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制作产品了,你只负责做很小范围的一个工作,连自己也快成为机器的一部分了?现代的大工业生产可以是这样,也许在一些尖端而未知的科学领域的研究也需要如此,但艺术创作却有所不同。在艺术上如果没有一个宽广的视野,就难以展示不同的艺术风格。比如古典乐派只是西洋音乐发展中的一个时期,如果不能学好它之前的巴洛克时期以及他之后的浪漫派时期的作品,那也无从更深刻地认知它,无从更清楚地区分它们不同的风格,也就谈不上更准确、生动地表现这些作曲家的作品了。
在其它领域多才多艺者的例子也不胜枚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复合型人才”。在凡蒂冈的西斯廷教堂参观时,大家无不为《上帝创造亚当》和《末日的审判》两幅穹顶巨画所折服,它们都是出自于世界上最优秀的雕塑家米开朗基罗之手,他的代表作《大卫》、《摩西》都是人类雕塑史上的巅峰之作,同时他还是一位伟大的建筑家和诗人。他将融会贯通的绘画技艺施展于那超凡脱俗的创意和构思中,四百多年来深深地打动每一位观众。
再来看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另一位杰出人物——达·芬奇,很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优秀的画家,殊不知,他杰出的绘画才能只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爱好”。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参观时,请了当地研究达·芬奇的学者对他进行了全面的介绍才知道,不朽的《蒙娜丽莎》仅仅是达·芬奇才艺的冰山一角。他首先是一位军事城防工程学家;其次是水利工程师,在五百年前没有电的情况下,设计出水渠,让水流到每一个需要用水的地区,这在当时绝非一件易事;他还是位机械发明家,画过飞机设计图,现代飞机螺旋桨就是在他所设计的制造原理基础上发明的,同时他还是数学家、天文学家、解剖学家、建筑师和工程师。在他求职书的最后写到:“如果有闲暇时间,我还可以为夫人和小姐们雕刻和绘制她们的肖像,相信她们会喜欢……” 的确会喜欢,何止被画的夫人和小姐喜欢,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作为文艺复兴时期一位最伟大的学者,他将人文主义思想与科学精神高度结合,由于尊重和不断地探询事物的客观规律,他对一切事物都具有独到的真知灼见,并且经受得住历史的检验。他认为:“理论好比是统帅,实践则是百万士兵。”他说,一个人如果喜欢没有理论的实践,就像水手上了一条没有舵和罗盘的船,永远不知道驶向何方。他涉猎的领域五花八门,但门门有创新,所以有人说他是博物学家,我则认为他更是掌握了一通百通规律的哲学家。他打破了文理科的界限,是既有理论又有实践的典范,是既善于形象思维又善于抽象思维的典范,是人脑潜力挖掘和人类进化到极致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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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 融会贯通(3)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穷尽毕生精力,能够精通一种技艺己属不易,像达·芬奇这样能够同时精通多种技艺且都出类拔萃者,确是凤毛麟角。我想,除去本身的天赋以外,恐怕掌握事物的内在规律,在学习上知识的融会贯通、相互借鉴、相辅相成是非常关键的,正是各种知识和技能之间的充分互补性构建了一个博学多才人的根基。所以,要想构建起根蒂坚固的知识金字塔,只有知识的底座宽厚扎实,塔尖才能高耸入云,经得起风吹雨打,经久屹立。
从我自身的感受,以及在与不同专业人士的交往中,使我感到历史和哲学是使人受益很深的两门学科。历史不用多说,前车之鉴,许多历史与现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浓缩了许多社会的、人生的道理,处处都可以让我们从中受益。而哲学则是透过一些我们日常接触到的事物和学习到的知识中的表面现象,经过不断深化研究、探索直至找到其内在的规律性,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虽然表象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这些道理是通过了解、探索不同的事物而来,也可以放之到其它一些未知的事物中去。一位哲人说过:“有知识和能认识,是不同的。记忆造就了前者,而哲学成就了后者。”
我国近代教育家蔡元培(18681940)曾经说过:文理不应该分科,他认为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作为中国近代的一位有影响的学者,他在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政府教育总长,并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对于一个曾在光绪十八年中过进士,受过封建科举教育的人来说,能针对教育制度进行反思,提出这样的教育理念,是多么超前和有先见之明!
在今天迅猛发展的信息时代,除了了解我们自己涉猎的学科,对其它学科也应该有所了解,倘若将自己封闭在一个很狭小的专业圈子里,是难以博采众长而达到一定高度的。我经常说:在过去,一个外语专业或者仅仅会开汽车就可以得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现在这样的机会恐怕是越来越少了,社会更加需要复合型的人才,需要一专多能的人才,而“多能”又往往使他的“一专”达到更精深的高度。
我常常为我的学生们感到欣慰和自豪,尽管这些孩子也同样面临着巨大的考试压力,但他们学会合理安排,用心用脑,所以,许多孩子不仅在重点学校里保持学习上名列前茅,而且在钢琴的学习上,无论是音乐表现还是演奏技巧都不逊于同龄的专业学生,甚至一些高难度的乐曲,比如肖邦的双三度《马车》练习曲、李斯特的《钟》、《鬼火》等,在他们的手下也能轻松自如地原速演奏。要知道,他们只是在业余时间学习,年龄最大的18岁,最小的只有10岁,比起我们那个时代来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孩子能兼顾学习和爱好,全面、健康地发展,并且在学习中感到快乐,这正是我所追求的教育能够达到的理想状态。他们的出色表现给予我莫大的宽慰和快乐,他们的进取精神和卓然的成绩使我的生活充满了活力和朝气。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这一代孩子的水准,看到了潜能的充分挖掘和发挥,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