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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马德奥?萨尔瓦铁拉,委内瑞拉共和国街,宗教审判广场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76年1月。
从那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在任何聚会上都看不到塞萨雷亚?蒂纳赫罗。此事听着有些蹊跷,得承认有些蹊跷,但我们都很想念她。每次马普莱斯?阿尔塞来看迭戈?卡瓦哈尔将军时,都会问塞萨雷亚,什么时候她才觉得不生气了。但这时塞萨雷亚开始装聋作哑。有一次我跟曼努埃尔一起去,我跟她聊了一会儿。我们没有聊文学,聊的是政治和舞蹈,这是塞萨雷亚喜欢的话题。那时,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墨西哥城到处都是舞厅。最大的在中心区,但周边邻近地区塔库巴亚、观星楼区、科约阿坎区,南到特拉尔潘,北到林达韦斯塔区,也有大量的舞厅,塞萨雷亚成了为跳一场舞,从城市这头穿到另一头的狂热者中的一员,但据我所知,她最喜欢中心地区的舞厅。她总是一个人去。那是在她遇见恩卡纳西翁?古斯曼之前。现在人们对这种事不会有任何想法,但那时却会引发各种误会。有一次,我想不起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她邀请我了,我带她去参加一场舞会。那场舞会是在拉古尼亚市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的一个帐篷里举行的,进去之前我就说:你虽然约了我,塞萨雷亚,但别让我跳舞,我不会跳,也不想学。塞萨雷亚笑了,什么也没说。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啊,小伙子们,多么冲动啊。我记得那些小圆桌是用某种轻金属比如铝做的,尽管可能不是铝。舞池呈不规则的正方形,是一个撑起来的木台子,乐队是五重奏或者六重奏,跟波尔卡或者丹颂舞曲一样可以迅速转换成老情歌的旋律。我要了两杯苏打水,我回到我们那一桌时塞萨雷亚已经不在了。她上哪儿去了?我在纳闷。后来我又看见她了。你猜她在哪儿?没错,在舞池里,独自一人跳着,我相信在今天这个时代这再正常不过了,没有一点反常的,时代变了,可在当时,那跟公开挑衅几乎没区别。这样,我需要面对一个严重的棘手难题,小伙子们,我对他们说。他们问:那你是怎么处理的呢,阿马德奥?我说,噢,小伙子们,你们要是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办呢?我走进舞池也跳起来。你现学现跳吗,阿马德奥?他们问。嗯,我还真学了,那音乐好像等了我一辈子,等了二十六年,就像珀涅罗珀等着尤利西斯那样,对吧?所有的障碍和顾虑顷刻间烟消云散,我移动着脚步,微笑地望着塞萨雷亚,多漂亮的一个女人啊,她的舞姿多美啊!你能感觉得出,她无时无刻不在跳舞,如果你在舞池里闭上眼睛,可以想像得到她会在家里,在下班的路上,在给自己煮咖啡的时候,在读书的时候,都会跳舞,可是我不能闭上眼睛,小伙子们,我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塞萨雷亚,我冲她微笑着,她也看着我微笑着,两个人要多开心有多开心,开心得刹那间我很想吻她一下,但最终还是没敢这样,因为毕竟我们之间原本的那种感觉就挺好。我从来没有过一门心思的时候。这还只是第一步,像大家说的那样,这就是我来跳舞的原因,小伙子们,这还只是第一步,后来我就欲罢不能了。有一段时间,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之后,塞萨雷亚失踪之后,青春的狂热已经消退,我生活的全部激情都集中在两周一次去舞厅上。我想说说三十多岁的时候,小伙子们,然后再说说四十多岁,甚至好好说说五十岁的片段。起初我跟妻子一起去。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喜欢跳舞,可她还是跟我去了。我们玩得很开心。后来,她死了,我就一个人去。那时我仍然很开心,虽然那些地方的滋味或者余味完全不同了,音乐完全不同了。我去那里绝不是喝酒或者找陪伴,可我的儿子们却这么认为,弗朗索瓦?萨尔瓦铁拉和卡洛斯?曼努埃尔?萨尔瓦铁拉,一个是教授,一个是律师,两个好孩子我都很疼爱,但并不常见他们,他们现在有了自己的家庭,我想也有了一大堆麻烦,但无论如何,我已经为他们做了我能做的一切,给他们提供了不错的教育,比我父母提供给我的要好多了,现在他们要全靠自己。我这是在说什么啊?是说我儿子们以为我上舞厅是找朋友吧?最终,他们恐怕还是说对了。但是就我的想法而言,我每周六晚出门可不是为了这个。我是去跳舞,在某种意义上是出去找塞萨雷亚,或者毋宁说是找塞萨雷亚的幽灵,她的幽灵还萦绕在那些看上去好像要濒临崩溃的地方,翩翩起舞。你们喜欢跳舞吗,小伙子们?我问。他们说,看情况了,阿马德奥,看跟谁去跳了,不会单独去,这是肯定的。噢,那两个小伙子。我又问他们墨西哥现在还有没有舞厅,他们说还有,但不多了,或者至少他们知道的没有那么多,但还存在。他们说,有些舞厅叫做“肮地儿”,挺古怪的名字,让他们激动的音乐也是流行乐。你们是说外国音乐吧,我问,他们说:不,阿马德奥,是墨西哥音乐家、墨西哥乐队创作的流行乐,小伙子们开始说起他们的名字来,一个比一个古怪。没错,我记住了其中的一些。“克里斯特罗的内在”,这个名字我有充足的理由记住。“火星上的凯法内斯”、“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无产阶级的回旋”,这些奇怪的名字逗得我们大笑起来,议论起来。干吗叫“刺客安格丽卡?玛丽亚”呢,尤其是安格丽卡?玛丽亚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个漂亮女孩?我问。他们说:安格丽卡?玛丽亚是极其漂亮的。阿马德奥,那肯定是一种赞美,不是威胁,我说:“凯法内斯”不是安内尔主演的一部电影吗?他们说:安内尔和玛丽亚?弗里克斯的儿子,阿马德奥,你还挺时尚。我说:我可能老了,但并不傻。恩里克托?阿尔瓦雷斯?弗里克斯,是的,先生,他是一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们说:你的记忆力真他妈的好极了,阿马德奥,我们来为此干一杯。我说:“无产阶级的回旋”呢?他们在家时叫什么名字?他们说:他们是费德尔?维拉斯克斯的混账后代,阿马德奥,他们是新一代的劳动者,在向前工业社会时代致敬。我说:我才不管什么费德尔?维拉斯克斯呢,小伙子们,经常鼓舞我们的是弗罗雷斯?马贡。他们说:干杯,阿马德奥。我说:干杯。他们说弗罗雷斯?马贡万岁,阿马德奥。我说:万岁。想起昔日时光,夜已经很深时,感觉胃里有种刺痛感,那时夜晚已开始潜入黑夜,但从不来得那么突然,那个还亮着余光的墨西哥城之夜,不停地宣告她的到来:我来了,我来了,可是总要等很长时间才来,好像她,这个魔鬼也停下来观看夕阳,观看那无与伦比的墨西哥的夕阳,孔雀般的夕阳,像塞萨雷亚住在这里、我们还是朋友的时候所描述的那样,这时我好像能看见塞萨雷亚在迭戈?卡瓦哈尔将军的办公室里,坐在办公桌边,眼前放着那台闪亮的打字机,对将军的警卫交代着什么,警卫们不值班的时候总是在这里打发时间,当将军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抬高声音时,他们就坐在扶椅里或者在过道里斜靠着,塞萨雷亚故意让他们忙起来,或者真的需要他们帮忙,打发他们去办事或者在胡里奥?诺迪尔先生的书店里找一本书,因为她要给将军写讲话槁,需要参考一两个说法或者引文,据曼努埃尔说将军的讲话稿通常都由她来捉刀。那些讲话精彩极了,小伙子们,我说,传遍整个墨西哥,印在全国的报纸上,包括莫特雷伊、瓜达拉亚拉、韦拉克鲁斯和坦皮科的报纸。有时我们在咖啡店的聚会上大声朗读。这些讲话稿都是塞萨雷亚用最特别的方式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一边抽着烟,跟警卫聊着天,或者跟曼努埃尔或我聊着天,边说边在打字机前写,一气呵成。那个女人的才华真了不得,小伙子们。你们这样试过吗?我可试过,但办不到,只有极少数天生的作家或记者才能做得到,比如一边谈着政治,同时写着有关园艺或者扬扬格的六步格诗(我可以告诉你们,小伙子,这种才华是很罕见的)的小文章。她这样在将军的办公室里待了些日子,干完工作,有时夜已很深,她就向所有的人打招呼告别,收拾好自己的东西,然后一个人走了,虽然经常有人提出陪她,有时是将军本人,迭戈?卡瓦哈尔,那个大人物,那个身兼数职的大人物,可塞萨雷亚根本不让:肯定不成,给你检查总长办公室来的文件,将军(她管他叫将军,不像我们别人那样称作“我的将军”),还有韦拉克鲁斯政府的文件,还有哈拉帕的书信,还有明天的讲话稿,然后她就走了,直到第二天才见到她。我跟你们说过“我的将军”迭戈?卡瓦哈尔吗,小伙子们?在我那个时候,他是艺术的赞助家。真是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真该见见他。个儿不高,挺瘦,当时差不多已经快五十岁了,但我不止一次看到他只身应对国会议员马尔蒂内斯?萨莫拉的枪手们,看到他如何眼睛直视着,绝不从胳膊底下的枪套里去抓那支柯尔特式手枪,其实他的外衣就敞开着,我看着那些枪手在他的盯视下无可奈何,看着他们往后退去,嘴里小声说着原谅我,我的将军,一定是议员搞错了,我的将军。如果有什么人忠于上帝的话,这个人就是迭戈?卡瓦哈尔将军了,这个文学艺术的爱好者,虽然他自称十八岁时才学会读书。他过的什么生活啊,小伙子们!我说。如果要我跟你们讲他的故事,可以说上整整一夜,我们得喝掉更多的龙舌兰酒,我得需要一整箱苏西达斯牌梅斯卡尔酒,才能给你们讲清楚墨西哥天堂的那个黑洞是怎么回事。那个闪耀的黑洞!简直是漆黑,他们说。是漆黑,没错,小伙子们,我说,漆黑。这时一个小伙子说,我这就去再买一瓶龙舌兰。我说别去了,我大概从昔日的回忆中获得了充沛的精力,一跃而起(如闪电般,或者思想的闪电般)沿着我房间黑暗的过道走进厨房,打开所有的橱柜搜寻一瓶不大可能存在的苏西达斯酒,我非常清楚一点儿都不剩了,我嘴里咕咕哝哝地咒骂着,在儿子带给我的汤罐头中间,在没有价值的垃圾中间,翻寻着,最后只好接受了这个痛苦的事实,我大概是鬼迷心窍了。我挑了些零食来充饥:几包花生、一听辣炖豆子罐头、一盒爆米花,我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驱逐舰速度把东西带回去,这艘舰在某条河流或三角洲的迷雾中失踪了,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总之是失踪了,因为我的脚步其实并没有踏向起居室,而是走向了卧室。看在老天的分上,阿马德奥,我心里对自己说,你一定喝醉了,自己还轻估了,在雾中迷了路,只有一盏小小的纸灯笼挂在我面前的枪炮口上,可我并没有惊慌失措,我一步步找到了出路,摇着我的小铃铛,那艘河上的航船,在历史的河口上迷失方向的战舰,其实那时我走路的样子好像在跳着某种街舞的舞步,别人现在还是否这样跳,我不知道,我希望没有,左脚后跟触着右脚尖,接着右脚后跟又碰到左脚尖,这是一种荒谬绝伦的步子,但那个时代的人都熟悉,别问我什么时候,也许是米格尔?阿莱曼当总统的时候,我在某个时刻走起这样的舞步,我们尽做傻事,接着我听到门被摔上的声音,然后是人声,我对自己说阿马德奥别傻了,向说话的方向走去,用你锈迹斑斑的舰首分开这条河的迷雾,然后回到朋友那儿,我还真这样做了,向正屋走去,我的胳膊里搂满了东西,两个小伙子就在正屋里,坐在那儿等着我,其中一个已经买来两瓶龙舌兰。噢,走进灯光中,即便是暗淡、半亮的灯光中是多么舒服啊,来到明媚的地方多么舒服啊。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部荒野侦探(67)
利桑德罗?莫拉莱斯,萨埃塔墨西哥人理发店,拉维拉附近,墨西哥城联邦区,1980年1月。
阿图罗?贝拉诺的书终于出版时,贝拉诺已经成为幽灵作家,我也快成幽灵出版家了。我知道终会有这么一天。有些作家就是灾星,运气太差,你最好把他们弄清楚了,不管你是否相信厄运。即便你是个实证主义者或者*主义者,你也得像躲瘟疫般远离这些人。我想说句发自肺腑的话: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我知道出版那孩子的书无异于在玩火。我被火烧着了,我并不怨天尤人,但略微反思一下错在哪儿绝对没什么不好,因为别人的经验往往也能拿来为他人所用。我现在经常酗酒,经常在酒吧里消磨一天,把车停在远离自己住的地方,回家时总要朝四周打量一番,免得被讨债公司的人吓一跳。
晚上我老睡不着觉,然后就喝得更多。我有些根深蒂固的迷信,总觉得一个雇佣杀手在跟踪我。没准两个呢。我在这场灾难发生之前就已经是个鳏夫了,感谢上帝,所以,我至少因为让可怜的妻子免受这场磨难而稍感安慰,这场需要穿越在尽头等待着所有编辑们的阴影的旅程。尽管,有时晚上我不禁自问为什么这事会让我碰上,所有的人只有我碰上了,但是从内心深处,我坦然地听天由命。独处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尼采(我1969年出版过他的格言选的平装本,当时可怕的特莱特洛尔科惨案还处于酝酿阶段,顺便说一句,它取得了巨大成功)或者弗罗雷斯?马贡说过这话。我们还出过一本他的篇幅不长的军事传记,是一个学法律的学生写的,卖得也不坏。
独处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不过这是冰冷的慰藉,因为就算我想要人陪伴,也没有人想接近我了。那个杂种巴尔加斯?帕尔多不会,他现在在另一家出版社工作,但职位比替我工作那会儿低微,所有那些形形色色的文人们,昔日在我光彩荣耀时取暖的文人,没有一个人来找我。没有人想跟一个活标靶并肩而行。没有人愿意跟一个已经散发着腐肉臭气的人并肩而行。至少现在我明白了以前只是隐隐约约直觉到的东西:每个出版商后面都有一个雇佣杀手跟着。这个杀手可能很高贵,可能是个文盲,但却受最黑暗的利益的驱使。有时——噢,这简直是喜剧性的讽刺——那些利益,显得如此虚荣和愚蠢,就是我们自己。
我对巴尔加斯毫无怨恨。有时我想起他时还充满了某种爱怜。说心里话,我不相信有人说我的公司败落在那本我洋洋得意地抓在手中的杂志上。我知道自己的厄运源于别处。当然,巴尔加斯以其罪恶的天真在我的破落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最终这不是他的过错。他认为自己没有做错事情,我也不责备他。有时,喝了很多酒时我发现自己在诅咒他,诅咒他和那些忘了我的文人们,诅咒那些在黑暗中等待我的杀手们,甚至排字工人们,在荣耀或者默默无闻中消失,但接着我又释然,不禁放声大笑。你还得活下去,这才是全部。那天我从马拉?森达酒吧出来,在路上碰到一个醉汉这样告诉我。文学不过是垃圾。
华金?芬特,埃尔?雷普索精神病院,洛斯?莱昂纳斯沙漠路,墨西哥城联邦区郊外,1980年4月。
两个月前,奥尔巴罗?达米安来看过我,说有事要告诉我。那就告诉我吧,我说,请坐,我听听。那个奖完了,他说。什么奖?我说。劳拉?达米安青年诗人奖,他说。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我跟他相处得不错。为什么会这样,奥尔巴罗,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没钱了,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
来得容易,去得也容易,我很想这样说(我向来是一个坚定的反资本主义者),可我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个可怜的人看上去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