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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第一章（第1页）

我们夹杂在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重新穿过加布里埃尔林荫道。我把外祖母安顿在一张长凳上，然后去找出租马车。我向来习惯于把自己放到她的心间，识别谁是最微不足道的人，可现在她向我关闭了心扉，她已成为外部世界的一部分，我对她身体的想法，我内心的忧愁，我也许可以向随便那个行人倾诉，而对她却只能缄口不提。同她谈这些，还不如同一个陌生人谈更有信心。刚才，她把我童年起就一直向她倾吐的思想和忧愁统统还给我了。她还没有死。可我已经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就连她从前对盖尔芒特家族，对莫里哀，对我们关于小圈子的谈话所做的讽喻，如今也变得无依无据，无原无因，荒诞不已。因为做这些讽喻的人明天就可能不再存在，它们对她已失去意义，外祖母不久就要故去，而死人是不可能构想讽喻的。

“先生，我不是说不行，可您事先没同我约好，您没拿号。再说，今天不门诊。您想必有您的医生吧。我不能越俎代庖，除非他让我和他一起去会诊，这是医德问题……”

就在我招呼一辆出租马车的时候，我碰见了著名的E教授。他可以算作我父亲和外祖父的一个朋友。不管怎么说，他同他们有来往。他就住在加布里埃尔大街上。我灵机一动，在他跨进家门的一刻把他叫住了，心想他也许能给外祖母出些好主意。可他象有急事缠身，从信箱里取出信后，就想把我打发走。我只好跟他一起登上电梯，这才同他说上话。他请求我让他按电钮。这是他的怪毛病。

“可是，先生，我不要求您接待我外祖母，您听我说完就明白了，她现在感觉很不好。相反，我想请您半小时后上我家里去一趟，那时她就到家了。”

“上您家去？先生，这绝对不可能。晚上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吃饭，在这之前我还要去会一个人，我马上就得去换衣服。更糟的是，我的晚礼服挂了个口子，另一件又没有饰钮孔，不能佩戴饰物。对不起，让我来按电梯开关，您不会，事事都得小心。那个饰钮孔又要耽搁我一些时间。好吧，出于对您家里人的友谊，如果您外祖母能马上来，我可以接待她。不过，我先得同您说清楚，我只能给她一刻钟。”

我连电梯都没有出，就下去接外祖母了。E教授不信任地看看我，亲自开动电梯让我下去。

人们常说，死亡的日期是不确知的，但是，这种说法实际上已把死亡的时间确定在一个朦胧而遥远的范围内，不以为它同已开始的一天有着某种联系，甚至我们会在这个每小时都有了安排的非常确定的下午死去，或者死亡就要第一次部分地占有我们，从此对我们穷追不舍。你坚持散步，期待一个月后会有令人满意的气色。你踌躇不定，不知道该穿哪件大衣，该叫哪辆出租马车。你上了马车，你面前的这一天是完整的，短暂的，因为你想按时赶回来会一个女友。你希望明天也是个晴天。殊不知死亡正在你的另一个平面上，在冥冥的黑暗中缓缓行进，恰好选择了这一天，就在几分钟后你的马车到达香榭丽舍大街的那一刻粉墨登场。也许，那些日夜惧怕死亡突然降临的人，会发现这一类死亡或与死亡的初次接触并不十分可怕，因为它们具有人所熟悉的、亲切和习以为常的外表。死前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午餐，饭后和健康人一样出门游玩。乘坐敞着车篷的马车回家，途中死亡对你首次袭击。尽管外祖母病得很重，也总会有几个人说，在六点钟看见我们从香榭丽舍大街回家，还同外祖母打了招呼，马车敞着车篷，天气很好。勒格朗丹朝协和广场走去，神色惊异地停住脚，向我们脱帽行礼。我仍然是现实世界中的人，我问外祖母要不要还礼，提醒她勒格朗丹心胸狭窄，斤斤计较别人的态度。外祖母可能觉得我有点轻率，抬了抬手，仿佛在说：“这有什么意思？无关紧要。”

是的，也许会有人说，就在刚才我去找出租马车的时候，外祖母还坐在加布里埃尔林荫道的一张长凳上，不多久乘坐一辆敞篷马车回家了。果真如此吗？凳子不费劲儿就能呆在大街上，虽说也受到平衡力的约束。可是，人要能坐稳，哪怕是靠在长凳和马车上，是要用力气的。平时我们感觉不到这股力，正如感觉不到大气压一样，因为大气压作用于各个方向。如果把我们抽成真空，让我们承受空气的压力，在死亡的一刹那间，也许我们能感觉到可怕的、不可抵消的重压。同样，当疾病和死亡向我们张开深不见底的洞口，世界和身体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压来，我们却无计可施、难以招架的时候，更忍受住身体肌肉的折磨和深入骨髓的战栗，或使我们保持在平时看来仅仅反映了事物消极面的静止的状态，让头挺直，目光安详，那都要我们拼出全部力量，进行一场鏖战。

勒格朗丹神色惊异地凝视我们，是因为他和其他过路人一样，认为我外祖母坐在马车上，却在向深渊滑去。外祖母拼力抓住坐垫，竭力使身躯不下沉。她头发蓬乱，目光茫然，行人鱼贯而过，但她的瞳孔却映不出任何图像。她坐在我身边，却似已经沉入了一个陌生的世界。刚才，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我已经目睹她遭受到那个世界的袭击，依然能看到痕迹：她的帽子，她的脸，她的大衣，被一个看不见的天神弄得乱七八糟，她同天神进行了搏斗。

从那一刻起，我就意识到，外祖母对天神的袭击不完全感到意外，甚至早有预感，默默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当然，她不知道命中注定的时刻何时来临，心中无数，疑虑重重，犹如多疑的情夫，对情妇的忠诚时而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时而又疑神疑鬼，心神不宁。但是，那些致命的疾病，例如刚才使我外祖母脸部痉挛的疾病，一般都要在病人身上停留很久，慢慢地把病人引向死亡。它们象“随和”的邻居或房客，很快就会向病人作自我介绍。一个人知道自己有病是可怕的，倒不是因为病会带来痛苦，而是因为它会给生活带来形形色色、千奇百怪的限制。我们不是在死的时候，而是在几个月前，甚至在几年前，在可憎的死神进驻我们的身体之时起，就感觉到我们要死了。病人与陌生的死神相识，听见它在大脑中走来走去。虽然不知道陌生人的模样，从它来回走动的声音，也能推断出它的习惯。它是来干坏事的吗？某天早晨，它悄悄地走了。啊！要是它永远不再回来该多好！晚间，它又回来了。它来干什么？病人向医生提出疑问。医生象一个得宠的情妇，用不能自圆其说的誓言作回答。应该说，医生扮演的角色不是情妇，而是一个受审的仆人。仆人仅仅是第三者，情妇却是生活。我们诘问她，怀疑她对我们不忠，虽然觉得她变了心，但仍然相信她，疑惑不决，直到她把我们彻底遗弃。

我扶着外祖母走进E教授的电梯。E教授立即前来相迎，把我们带进他的诊所。他说有急事缠身，但只要一进诊所，脸上那股傲气就荡然无存，因为习惯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只要和病人在一起，就变得和蔼可亲，甚至谈笑风生。他知道我外祖母很有文学修养，也自认为颇有学问，就开始朗诵他自编的诗，歌颂灿烂的夏日。他朗诵了两、三分钟。他把外祖母安顿在安乐椅上，自己坐在背光处，以便很好地进行观察。他检查得很仔细，我只好出去转一圈儿。他继续检查，尽管他事先说定的一刻钟就要到了，但他又一次给我外祖母吟诗，甚至还风趣地说了几句笑话。若是在平时，我会很高兴听他说笑话的。但是大夫诙谐的语气使我悬着的一颗心完全放下来了。我想起多年前，参议院主席法利埃先生也发过一次病，却是一场虚惊。三天后他不仅恢复了工作，而且还准备在不久的将来竞选共和国总统。他的对手空喜欢了一场。我正想着法利埃先生的先例，联系到外祖母的病情，感到信心百倍，忽然，E教授在结束一句笑话时发出的爽朗的笑声把我从沉思中惊醒，这使我更确信外祖母很快就会恢复健康。笑罢，E教授掏出怀表看了看，耽搁了五分钟，于是焦躁地皱皱眉，一边同我们道再见一边摇铃，叫仆人快给他拿晚礼服。我让外祖母先走一步，回来又关上门，向教授询问真情。

“您外祖母没救了，”他对我说，“刚才的发作是尿毒症引起的。尿毒症倒不一定致命，但她的病我认为没有希望了。但愿我诊断错了。再说，戈达尔大夫医术高明，他会悉心治疗的，对不起，”他看见女仆手臂上搭着他的晚礼服走进来，便对我说，“您知道，我要到贸易部长家去吃晚饭，在这之前还要去拜访一个人。啊！生活不象您这个年龄的人所想象的那样尽是快乐。”

他亲切地同我握手道别。我重新关上门。一个仆人给我们——我和外祖母——带路。在候客厅里，我们听到雷霆般的斥骂声。原来是女仆忘记在礼服上开饰钮孔了，又要耽误十分钟。在楼梯平台上，我默默地注视着我那不久于世的外祖母，耳朵里不停地传来教授的吼声。谁都是孤独的。我们继续乘车回家去。

夕阳西斜。马车驶抵我们居住的街道之前，先要经过一段绵绵长墙。夕阳照得长墙一片通红。马车的投影清晰地呈现在火墙上，犹如一辆柩车行驶在庞培①的红土上，我们终于到家了。进入门厅后，我把外祖母安顿在楼梯旁的一张长沙发上，上楼禀报母亲。我对母亲说，外祖母回来了，她在路上晕了一次，感到不大舒服。我的话还没说完，母亲脸上就露出了极度的绝望。这是一种听天由命的绝望。我忽然明白，绝望已在她心里隐藏多年，就等着最终一天喷发。她什么也没问。正如居心不良的人喜欢夸大别人的痛苦，我母亲出于对外祖母的深情，不愿承认她的母亲得了重病，更不愿承认她的病可能危及智力。妈妈浑身哆嗦，脸在无泪地哭泣。她忙去找人喊医生。弗朗索瓦丝问她谁病了，她声音哽在喉咙口出不来。她和我一起奔下楼，抹去了脸上悲痛的皱纹。外祖母在楼下门厅内的长沙发上等我们。听到我们的声音，她站起来，高兴地向我妈妈挥挥手。我在上楼前，用一条饰有花边的纱巾包住了外祖母的头，只让半边脸露在外面，对她说怕她坐在楼梯口会着凉。其实，我是不想让母亲过多地看到外祖母扭曲的脸和歪斜的嘴。我的谨慎是多余的。母亲走到外祖母身边，象吻上帝那样吻了吻她的手，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她扶上楼梯，生怕会弄痛外祖母。小心之中还夹杂着谦卑，仿佛外祖母是她见到的最珍贵的物品，连碰一碰的资格都没有。但她没抬一次头，也没有看一眼病人的脸。也许，她怕病人想到自己的样子可能使女儿不安而心里难过；或是怕自己看了会感到痛苦；或是出于尊敬，因为她认为，看见尊敬的人脸上出现呆傻现象是大逆不道；或是想在日后把她母亲真实的、智慧和善良的脸完美无缺地留在记忆中。就这样，我们肩并肩地上了楼，外祖母的脸一半遮着纱巾，母亲始终把头别向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