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愉快的一天,我们先去了森林,然后去了儿童乐园,又在咖啡馆吃了晚餐。亚当和我都在户外的新鲜空气里容光焕发,回公寓时仍咯咯笑个不停。我很高兴今天早上阿黛尔给我发了短信,让我知道至少事情没有变得更糟。感谢上帝她在努力拒绝那些药片。鬼才知道它们会对一个健康的大脑产生怎样的影响。
几个小时的无忧时光对我大有好处,我从包里翻找钥匙的时候还在微笑。现在也许没有法国、蜗牛和泳池,但我仍然知道怎样逗我的小男孩开心。我们在树丛间演了《神秘博士》。亚当当然是博士,而我则是他信赖的助手。这些树显然就是外星人的脸,起初他们想要杀了我们,但一路上不知怎的——我确信亚当能明白——我们救了它们,然后世界恢复和平,我们准备坐着时间机器(TARDIS)去进行另一场冒险。当然,是在冰激凌燃料站补充完能量之后。亚当确信冰激凌是博士和他助手在旅行时吃的东西,我没有同他争辩。这完全打破了我的节食计划,但我的宝贝离开时所发生的一切带来了太多的压力,已经消耗了我那多余的几磅肉。而且上帝啊,冰激凌的味道真好。我的真实人生感受并不赖。
“我的钥匙圈在哪儿?”亚当问。他有点儿不高兴:“你说你今天就会用它的。”
“妈咪真傻,给忘了。”我说。钥匙圈仍然放在咖啡桌上,我昨晚放它的地方。怪梦分散了我的注意力,我把这事给忘了。“我们一进屋就把钥匙挂上去。”我揉揉他的头发,微笑起来。但我对自己很生气。我怎么能把这件事忘了呢?这是他给我的礼物。一个来自无条件爱着我的人的礼物,可是我却把它给忘了。
在把他安顿好——给他放上卡通片、让他用爸爸的旧iPad玩起游戏之后,我才开始把钥匙转移到新钥匙圈上。我发现,诊所的钥匙还在我这儿。我的心猛地跳得更快了。要是大卫的确有某个关于阿黛尔的档案,那他是不会把它放在家里的。它会被放在工作场所,这样她就不可能无意间找到。
那是某个我能去的地方。只要我敢去。
我盯着钥匙。我可以在不被任何人知道的情况下进去,我知道警报密码。这事我今晚就可以做。我有点儿讨厌自己的这个建议,但也同样一阵激动。我需要知道真相。阿黛尔需要知道真相。在我做了这所有的事情以后,这是我欠她的。我真是个差劲透了的朋友,哪怕她有幸对此一无所知。
亚当沉浸在电影中,看着看着就昏昏沉沉,他还没从假日的疲劳中恢复,今天在森林里又玩得很累。我悄悄溜出去,敲了隔壁劳拉家的门。
“嗨,”她满脸笑容地说。她屋内传出那台巨大电视机的声音。“路易丝,有什么我能帮忙的吗?你想进来吗?”我很喜欢劳拉,即便最近我很少看到她,即便想到那一晚她很可能听到了我跟大卫的吵架声,我就觉得很尴尬。
“我忙得停不下来,得离开亚当一会儿。我知道这说得太突然了,但我想,能不能请你今晚帮我照看一下亚当?我真的很抱歉,这么临时地来通知你。”
“有约会?”她咧嘴笑问。
我点点头,虽然这很蠢。现在我必须得为晚上外出做打扮,只是为了潜入我的旧办公室。想到这点,想到我真的要去做这件事,我突然很希望她说不。
“当然可以。”她说,我诅咒着自己的冲动,“我从不会去妨碍一份潜在的真爱或者一场好的艳遇。什么时候?”
“8点左右?”虽然这样我得自己打发些时间,但是再晚的话听上去会很奇怪。“可以吗?到时候他就会上床了,你知道他的,他一睡着绝不会半途醒来。”
“没问题,真的。”她说,“我今晚没有任何计划。”
“谢谢你,劳拉,你真好。”
就这样了,我要去做这件事了。
时间从下午渐渐变成夜晚,我越来越紧张,心中满是担忧。我的主要顾虑是怕他们改了警报密码,但我想不出他们更改的理由。我在那儿工作的这些年里,那个密码就没改过,期间也有其他员工来了又去。对塞克斯医生而言,我还可能会回去上班,他为什么要担心我拥有进入权?但是到8点15分,在劳拉来到我家、我离开公寓时,我仍然紧张得发抖,不确定自己是否应该去做。要是被任何人发现,我都会惹上大麻烦。我想起那些药片,想起阿黛尔在家里的状况。要是我不这么做,她的麻烦可能比我更大。
我不能直接去诊所,现在还太早。所以我去了百老汇街上的一家意式餐厅,躲在小角落,点了一份我并不是真正想吃的晚餐。我的胃因为焦虑而紧缩成一团,但我强迫自己吃下一半的意式烩饭。我的确吃了,但却喝了一大杯红酒让自己镇定下来。这点酒几乎产生不了任何作用,我觉得清醒极了。
我在餐厅尽可能待了很久,一直待到10点,然后我在镇上漫步了一小时,不断抽着电子烟,直到自己口干舌燥。我试图集中注意力。想想阿黛尔,我知道自己必须得这么做。这很重要。反正我又不是闯进去的。严格意义上来说不是。我有钥匙。万一有谁突然出现——噢上帝啊拜托你,别让任何人出现——我可以说我是来拿我留在这儿的东西。没错,路易丝,因为在这样的商务楼里,11点过后总会有人冒失地来做这样的事情。
拐弯后,我觉得路面一片漆黑,很是压抑,我的脚步声是唯一打破路面宁静的声音。这儿的大多数大楼里都是律师或会计师的办公室,尽管一些高层的地方是公寓,但在昂贵的厚窗帘和经过专门设计的百叶窗后,几乎没有光线透出来。我不可能被人看到。我应该很高兴,但后颈上的头发仍然很戳人,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黑暗中窥视着我。我回头看了一眼,确定没有人在那里,道路空空荡荡。
我用颤抖的手从包里掏出钥匙。进去,出来。那很简单。假装你自己是詹姆斯·邦德[1]。我并不太像詹姆斯·邦德,因为钥匙从我指间滑落,砸在最上面的台阶上,发出很响的哗啦声。但不一会儿我就打开门进了屋。我开了灯,冲向警报装置,在警铃大响前,还有30秒嘟嘟的倒计时。我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里。
这事我做过上百次。我的脸红得发烫,心想这次肯定会打错密码,但我的手指已经习惯性地在键盘上飞跃。然后嘟嘟声停止,随之而来的是一片令人欣喜的沉默。我站在那儿,站在这陌生又黑暗的空虚中,做了几个深呼吸,强迫自己的心跳慢下来。我进去了,我很安全。
我径直走向大卫的办公室,关掉尽可能多的灯。在初冬早晨的黑暗中,我曾独自来过这里,但今晚这幢大楼给了我不同的感受。它不欢迎我,仿佛我将它从睡梦中吵醒,而它知道我不应该再来这里。
医生很少会锁上他们的办公室,清洁工需要进屋打扫,而且诊所里洋溢着一种中产阶级的自得,一种老派的信任。另外,从更实际的层面说,他们的柜子里也没什么可偷的,又不是满满一柜子吗啡。而且也没什么重要信息,大多数病人档案都是存在加密的电脑系统里的,只有医生才能访问。可是如果大卫真的在这儿存了阿黛尔的档案,那他是不会存在系统里的。他不会想把它放在任何其他生意合伙人可能看到的地方,哪怕他们访问不了。人们会问东问西的,不问别的也会问些处方上的问题。
他的门的确没上锁,我打开他的台灯,开始在角落的旧文件柜里搜寻起来。但里面基本上全是制药公司的小册子和分发给病人的自助手册。这堆废纸肯定有许多是卡迪根医生留下来的。全都是枯燥乏味的东西。我把所有东西都拿出来仔细检查了一遍,但每个抽屉的底部都没有藏东西。
等我把所有东西都归位时(但愿是按照正确的顺序),已经过去了20分钟。但失望却更坚定了我要找到那份档案的决心。我不会再有胆子重新回来,而且我最晚凌晨1点前得到家,不然会惹得劳拉问太多的问题。我环顾四周。它还能在哪儿呢?至少他肯定会在某些地方放点笔记。他在给她开药。他需要某些东西来做掩饰。
在这间整洁的屋子里,他的桌子是我唯一还没查看的地方了。我手忙脚乱地翻看着。最上面的抽屉里是笔记本、钢笔和文具。他的家是多么一尘不染啊,可这抽屉真是乱得出人意料。我把更大的底部抽屉猛地一拉。那抽屉上了锁。我又试了一次,但没起任何作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面一定有秘密。
我在顶部抽屉里搜寻着钥匙,但它并不在那里。他肯定是随身带着了。该死,该死,该死,该死,该死。我能怎么做呢?我盯着它看了很久,好奇心占了上风。我必须看到里面的东西。管他有什么后果。他也许会知道有人打开了它,但他肯定不会知道是我干的。我从厨房拿了把刀,塞进抽屉边缘的小缝隙里,试图借助杠杆原理撬开它。起初我不觉得自己能成功,但伴着一声骂骂咧咧的“得了,你个蠢货”,我猛地一推,木头碎裂了。抽屉滑开了一英寸,我成功了。
我首先看到的是白兰地酒瓶。两瓶,一瓶已经半空。我应该很震惊,至少很吃惊,但是我没有。也许大卫的酗酒是最不算秘密的事情了,反正对我和阿黛尔来说是这样。抽屉里还有许多包强效薄荷糖。他一天要喝多少酒?我几乎可以描绘出那画面——这儿喝一口,那儿喝一口,不喝太多,但也喝够了。他为什么要喝酒?愧疚?不开心?谁在乎,我想,我来这儿又不是为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