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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第1页)

我要对容金珍已有的人生故事作点故事外的补充说明和追踪报道,这就是第五篇,合篇。

和前四篇相比,我感觉,本篇就像是长在前四篇身体上的两只手,一只手往故事的过去时间里摸去,另一只手往故事的未来时间里探来。两只手都很努力,伸展得很远,很开,而且也都很幸运,触摸到了实实在在的东西,有些东西就像谜底一样遥远而令人兴奋。事实上,前四篇里包裹的所有神秘和秘密,甚至缺乏的精彩都将在本篇中依次纷呈。

此外,与前四篇相比较,本篇不论是内容或是叙述的语言、情绪,我都没有故意追求统一,甚至有意作了某些倾斜和变化。我似乎在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但其实我只是在向容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奇怪的是,当我决定投降后,我内心突然觉得很轻松,很满足,感觉像是战胜了什么似的。

投降不等于放弃!当读完全文时,你们就会知道,这是黑密制造者给我的启示。嗯,扯远了。不过,说真的,本篇总是这样,扯来扯去的,好像看容金珍疯了,我也变疯了。

言归正传——

有人对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提出置疑,这是首先刺激我写作本篇的第一记鞭子。

我曾经想,作为一个故事,让人相信,信以为真,并不是根本的、不能抛弃的目的。但这个故事却有其特别要求,因为它确实是真实的,不容置疑的。为了保留故事本身原貌,我几乎冒着风险,譬如说有那么一两个情节,我完全可以凭想像而将它设置得更为精巧又合乎情理,而且还能取得叙述的方便。但是,一种保留原本的强烈愿望和热情使我没这么做。所以说,如果故事存在着什么痼疾的话,病根不在我这个讲述者身上,而在人物或者生活本身的机制里。那不是不可能的,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和逻辑或者说经验格格不入的痼疾。这是没办法的。

我必须强调说:这个故事是历史的,不是想像的,我记录的是过去的回音,中间只是可以理解地(因而也是可以原谅的)进行了一些文字的修饰和必要的虚构,比如人名地点,以及当时天空颜色之类的想像而已。一些具体时间可能会有差错;一些至今还要保密的东西当然进行了删减;有些心理刻画可能是画蛇添足。

但这也是没办法的,因为容金珍是个沉溺于幻想中的人,一生都没什么动作,惟一一个动作——破译密码,又因为是秘密的,无法表现。就是这样的。

另外,最后找到容金珍是在M县的造纸厂还是印刷厂,这是没有一个准确说法的,而且那天去带容金珍回来的也不是瓦西里,而是当时701的头号人物,局长本人,是他亲自去的。那几天里,瓦西里由于过度惊累,已经病倒,无法前往。

而局长大人10年前就已离开我们,而且即使在生前,据说他对那天的事也从不提起,仿佛一提起就对不起容金珍似的。有人说,局长大人对容金珍的疯一直感到很内疚,就是在临死前,还在绝望地自责。我不知他该不该自责,只是觉得他的自责使我对容金珍的结局更充满了遗憾。

话说回来,那天随局长大人一同去M县接容金珍的还有一人是局长的司机,据说他车开得很好,却只字不识,这是造成“印刷厂”和“造纸厂”模糊的根本原因。印刷厂和造纸厂在外观上确实有某些相似处,对一个不识字的人,加上又只是粗粗一见,把它们弄混是很正常的。我在跟这位司机交谈时,曾极力想让他明白,造纸厂和印刷厂是有些很明显的区别的,比如一般造纸厂都会有很高的烟囱,而印刷厂不会有,从气味上说,印刷厂会有一股油墨味,而造纸厂只会流出浊水,不会溢出浊气。就这样,他还是不能给我确凿无疑的说法,他的言语总是有点模棱两可,含含糊糊的。有时候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有文化和没文化人的区别吧。一个没文化的人在判断事情的真假是非上往往要多些困难和障碍,再说几十年过去了,他已经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头子,过度的烟酒使他的记忆能力退化得十分吓人。他甚至肯定地跟我说,事情发生在1967年,不是1969年。这个错误使我对他提供的所有资料都失去了信心。所以,在故事的最后,为了少个人物出场,我索性将错就错,让瓦西里取代了局长大人,到M县去“走了一趟”。

这是需要说清楚的。

这也是故事最大的失实处。

对此,我偶尔地会感到遗憾。

有人对容金珍后来的生活和事情表示出极大的关注,这是鼓励我采写此篇的第二鞭。

这就意味着要我告诉你我是怎么了解到这个故事的。

我很乐意告诉你。

冬天的时候,我去疗养院看望父亲,我发现父亲在经历一年多病痛后,对我变得非常慈祥,亲爱,同时也变得非常健谈。看得出,他也许是想通过不停的唠叨来表示他对我的热情和爱。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尽管他和我都知道,在我最需要他爱的时候,他也许是因为想不到有今天这样的困难,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很好地爱我。但这并不意味他今天要来补偿。没这么回事。不管怎样,我相信自己并不会对父亲的过去产生什么不对的想法或感情,影响我对他应该的爱和孝敬。老实说,当初我是极力反对他到这疗养院来,只是父亲强烈要求,拗不过而已。我知道父亲为什么一定非要来这里,无非是担心我和妻子会在不尽的服侍中产生嫌恶,给他难堪什么的。当然,有这种可能,久病床前无孝子嘛。不过,我想不是没有另一种可能,就是看了他的病痛,我们也许会变得更有同情心,更加孝顺。说真的,看着父亲不尽地唠叨他过去的这个惭愧那个遗憾,我真是感到不好受。不过,当他跟我讲起医院里的事情,病友们的种种离奇故事时,我倒是很听得下去,尤其是说起容金珍的事情,简直让我着了迷。那时候,父亲已经很了解容金珍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病友,并且住隔壁,是邻居呢。

父亲告诉我,容金珍在这里已有十好几年,这里的人无不认识他,了解他。

每一位新来的病人,首先可以收到一份特殊礼物,就是容金珍的故事,大家互相传播他的种种天才的荣幸和不幸,已在这里蔚然成风。人们喜欢谈论他是因为他特别,也是出于崇敬。我很快注意到,这里人对容金珍都是敬重有加的,凡是他出现的地方,不管在哪里,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主动停下来,对他行注目礼,需要的话,给他让道,对他微笑——虽然他可能什么都感觉不到。医生护士跟他在一起时,总是面带笑容,说话轻言轻语的,上下台阶时,小心地护着他,让人毫不怀疑她(他)们真的把他当做了自己的老人或孩子,或者某位大首长。如此地崇敬一个有明显残障的人,生活中我还没见过,电视上见过一次,那就是被世人喻为轮椅上的爱因斯坦的英国科学家斯蒂芬。霍金。

我在医院逗留了三天。我发现,其他病人白天都有自己打发时间的小圈子,三个五个地聚在一起,或下棋,或打牌,或散步,或聊天,医生护士去病房检查或发药,经常要吹哨子才能把他们吆喝回去。只有容金珍,他总是一个人无声无息地呆在病房里,连吃饭散步都要有人去喊他,否则他一步都不会离开房间,就像当初呆在破译室里一样。为此,院方专门给值班护士增加一条职责,就是一日三次地带容金珍去食堂吃饭,饭后陪他散半个小时的步。父亲说,开始人们不知道他的过去,有些护士嫌烦,职责完成得不太好,以至他经常饿肚子。后来,有位大首长到这里来疗养,偶然地发现这个问题后,于是召集全院医生护士讲了一次话,首长说:

“如果你们家里有老人,你们是怎么对待老人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只有孩子没有老人,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孩子的,就该怎么对待他;如果你们家里既没有老人也没有孩子,那么你们是怎么对待我的,就怎么对待他。”

从那以后,容金珍的荣誉和不幸慢慢地在这里传播开来,同时他在这里也就变得像个宝贝似的,谁都不敢怠慢,都对他关怀备至的。父亲说,要不是工作性质决定,或许他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他神奇而光辉的事迹将被代代传颂下去。

我说:“为什么不固定一个人专门护理他呢?他应该可以有这个待遇的。”

“有过的。”父亲说,“但因为他卓著的功勋慢慢被大家知道后,大家都崇敬他,大家都想为他奉献一点自己的爱心,所以那个人成了多余的,就又取消了。”

尽管这样——人们都尽可能地关心照顾他,但我觉得他还是活得很困难,我几次从窗户里看他,发现他总是呆呆地坐在沙发上,有目无光,一动不动,像座雕塑,而双手又像受了某种刺激似的,老在不停地哆嗦。晚上,透过医院白色的宁静的墙壁,我时常听到他苍老的咳嗽声,感觉像是有什么在不断地捶打他。到了深夜,夜深人静,有时又会隔墙透过来一种类似铜唢呐发出的呜咽声。父亲说,那是他梦中的啼哭。

一天晚上,在医院的餐厅里,我和容金珍偶然碰到一起,他坐在我对面的位置上,佝偻着身子,低着头,一动不动,仿佛是件什么东西——一团衣服?有点儿可怜相,脸上的一切表情都是时光流逝的可厌的象征。我一边默默地窥视着他,一边想起父亲说的,我想,这个人曾经是年轻的,年轻有为,是特别单位701的特大功臣,对701的事业做出过惊人的贡献。然而,现在他老了,而且还有严重的精神残障,无情的岁月已经把他压缩、精简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他瘦骨嶙峋),就如流水之于一记石头,又如人类的世代之于一句愈来愈精练的成语。在昏暗里,他看起来是那么苍老,苍老得触目惊心,散发出一个百岁老人随时都可能离开我们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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