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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想，一艘军舰要造多少辆自行车？如果科学家都来研究造房子种粮食，大家都来搞民用科研，全世界是啥子样子？你我早就不是今天的这个日子了。

几十万年了，人类还这么穷。世界上好多国家，都在搞粮食和生活用品配给制，因为没东西。

没搞配给制的国家，也不是人人都吃得饱穿得暖的，穷人多的是！”

说到穷人，助教又想起了黄成的妈：

“你妈那么穷，把你带大真不容易。街坊上的人哪个没亲眼见过，你三、四岁前，你妈经常把你背在背上打草鞋，辛苦得很！因为把你一放到床上你就要哭，晚上不点灯也要哭。你小时候也是怪。”

“林场那些人还关着的吗？”黄成想转移话题，他不喜欢这些危言耸听的可怕理论，尤其不愿听自己的妈如何辛苦带自己的封建说教。从助教没完没了的奇谈怪论中，他嗅到了反对阶级斗争、类似苏联修正主义想搞“和平竞赛、和平演变”的气息。

他心里诧异，才比自己大五、六岁的助教，多读了几年书，就变得这么反动和怪异了，但在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怪不得要搞“破四旧”，要搞“触及人们灵魂”的*。

助教沉默了一会儿，不情愿地收回了思路，回答说：

“那些知青啊，大概是我走的前几天吧，已把他们转移到城关二小，去办学习班去了。县革委知道了他们没枪，不跟他们计较了。

我看他们其实比在林场还舒服。有时候晚上都请假出来，在酒馆里划拳，右手打着石膏，左手在那儿比画，撑拐杖的，也围着桌子在那儿乱跳，那帮子人！”

面对黄成，一谈到家乡，助教就总要想起黄成那可怜的母亲，想起那卑微坚韧和慈祥忙碌的身影。他忽然觉得：作为儿子，黄成这个人也够可怕的了！

他沉吟着，对儿时的“麾下”说：

“林场那些人都没事了，你可以抓紧时间回去。听你那些同学说，自从上山下乡，你就没回过一次家，信也不写，连春节都没一张条子，有点过分。这不影响你干革命嘛。”

黄成脸上火辣辣的，心中又生起了对母亲的气愤。这些年，母亲在拿自己没办法了时，常将家中的矛盾，向一些她以为能影响黄成的人说，而一切人又全同情她，弄得黄成满腔怒火。出于忤逆的天性，黄成猜测，这次助教回去，肯定又听她说了些什么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悻悻地回答：

“回去也回不了家，群专部等着我的。”

助教的语调坚定起来：“那就看你自己咋个办了。跟你在火车站的事一样，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反而没事。这样吧，我给李副主任写封信，你带回去。”他说的李副主任，即是他那位已当上了派革委副主任的老同学，一个正在县里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黄成立即同意了老大哥的安排。

他不是听从了老大哥的说教，而是怕得不着老大哥尽量多的钱和粮票（没有它可不行）。他虽然对人有点慷慨，但更喜欢慷慨地享用亲人朋友的血汗，对他越好，他越狮子大开口，越心安理得，还自尊心强，不能忍受拒绝。这个只会应变不会反省的家伙看出来了，如果坚持要去前线，助教便不会管他。

而且，真的去前线也不是那么轻松：一是有躲避吴玉兰的尴尬，二是自己在县里主持过联派的“立新功”大会，绝对不好解释的。前线都是本县人，知根知底消息灵通，不象林场泸州知青好欺骗。

助教对黄成的意外听话颇感动，仿佛又见到了童年时的那个光屁股小弟弟。怀着旧时的那份温馨，他带着黄成玩了两天省城，使黄成遂了小时候唱的：“胖娃胖嘟嘟，跟着老汉（爸爸）上成都，成都又好耍，萝卜炖嘎嘎　（肉）。”　儿歌中的夙愿。黄成儿时常常惆怅：老汉到远处找钱去了，自己啥子时候才能上成都。

那时他全然没有想到，身边所有老汉在家的小朋友们，也没一个去过成都的。相反，他们反而羡慕自己家里有个好玩的木头机器，常在自己的安排下，围着那机器参观各种草鞋的诞生。

几天后，黄成突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回了县。县革委和群专部大吃一惊，他们觉得，黄成肯定是有恃无恐。

他们一面暗中监视黄成，准备应付他可能来头不小的一击（例如将中央给他的批示抄贴到大街上去），一面惴惴地等待着，看上面是否会传达下来有关黄成的麻烦指示。

不料一等就是一、两个月。不知什么原因，黄成既不回生产队，赖在城里也没什么举动，上头也不下达任何有关他的通知。

县革委最后想好了：就算来个什么通知，也是山高皇帝远，顶多由群专部叫公社给他补贴点工分了事，“赔礼道歉”都不用，因为没谁把他打成反革命。他公开主持了全县联派的“立新功”大会，早就被团结过来当了革命派了，他写下的那两大摞反戈材料，完全可以雄辩地自我证明这一点。

如果他不吃这一套，便将那两摞材料给他抄贴到街上去，让广大革命群众看看，他究竟属于哪一派，是个啥子人！

黄成真的不知是个什么人了：联派如此地提防他，而红派么，则更是十分地疏远了。

在县内度日如年的红派人物们，在街上与黄成相遇了，连招呼也不敢打，一旦看见就转开了目光，更别说同他联络联络、搞点什么活动了。

远在数百里之外的红派流亡队伍，固然有情报来源及时地知道县内的动态，但他们早已把黄成看成了一个叛徒、一条不可打交道的小变色龙、一只不值得同情的丧家犬，丝毫没将他的情况放心上，他们在异乡径自过着自己的自由生活。

第二十八章

二　十　八　　　一　　步　　登　　天

天下不知哪儿才有真正的自由，在非常自在的红派流亡队伍里，生活中依然充满了磕碰。

去年，汪秀梅接到调令后，人们以为她会不放松陈营长，没想到，这只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当即就收拾东西准备去团部。

*初期，在当局的安排下，她出众地戴上了红卫兵和红小兵们送来的尖尖帽，在小镇上当了近半年的牛鬼蛇神“领袖”，只差没自杀；“二月镇反”后，又成替罪羊被抛出去当了“胖左派”，在全县人人喊打，而且真的挨了打，她已深入骨髓地领教够了丧失政治生命的滋味。

没有了政治生命，就没有了前途、尊严和自由，甚至可能就没有了工作、朋友和亲情、乃至衣食住行和性命，更别说和这个陈某的所谓爱情了。

这种政治上的消灭打击，比法律的判决精巧方便多了。比如仅拿夺取性命来说，就有借刀杀人佯装不知、群众失手法不治众、畏罪自杀、病死狱中等等好招数。这两、三年，汪秀梅全都心有余悸地耳闻目睹过了的。

听说在各县市的头头大会上，专区领导上纲上线地批评了男女关系问题，她顿时感到浑身发凉，又一次有了灭顶之灾的恐惧，而且同床异梦的成天吵闹也实在要人的命，她当机立断：立即离开这条不可靠的烂“沉（陈）船”——这家伙毕竟是有老婆没真正离婚的！

营部准备派人送她，而且要象征性地开个小欢送会，陈营长借口外出回避，由营教导员出面张罗和主持。

流亡“政府”的日子实在有点艰难，多处奔波，好不容易搞来了三斤好块糖，半筲箕炒葵花籽和盐花生，还有十几斤橘子。就营部除陈营长外的几个人；加上两个能抽身来的连长列席，够丰盛的了。

大家拼上两张方桌，刚要用桶泡茶，三个与汪秀梅相好的后勤姑娘，慢条斯理地前来报告说：汪秀梅已经背着一个挎包走了，被盖卷等较大的行李还留在医疗室，托她们请营部派人给她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