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在科隆城住下被神秘的敲击声戏耍Ⅰ
我这个人平日里只要环境允许,总对一种作息制度恪守不渝,这种作息守则源于养生有道的法兰西人,他们有一条很明智的谚语:“早6点起床,10点午餐,晚6点晚餐,晚10点就寝,这样就能活它10个十年”。故而,次日清晨,在莱娜塔还在酣睡时,我早就醒过来了,我再次小心翼翼地从她那睡意朦胧的怀抱中抽出身子,溜下床,溜进另一个房间。在那儿,我伫立在窗前,一边凝视着年轻而美丽的杜塞尔多夫在清晨的阳光沐浴下正苏醒过来,一边对自己的现时状态作了一番审视。我已经感觉到,要把莱娜塔抛开我已经没有气力,现在的我,不是已然落入魔力的蛊惑之中而迷上了她,就是很自然地坠入爱情之母库普律斯(1)所编织的精密的情网里而难以自拔。
我像那陷身于险境的军人那样,英勇无畏地审视了自身的现时状态之后便安然若素,冲着这险境我对自己说道:“有什么了不起,那就委身于这一疯狂,如果你已经不能征服它,不过,可不要把自己的整个一生,也许,还有自己的名誉,都葬送在这个深渊里。得预先给自己确立个期限与极限,在你的心灵已处于燃烧状态,理智已经陷入不能发号施令的状态时,可得千万小心,提防着别超越那期限与极限。”
我从腰带里掏出暗缝在里面的钱,把自己的积蓄分成均匀的三份:一份我决定花费在莱娜塔身上,另一份我想呈交给家父,第三份留给自己,以便将来返回新西班牙之后能在那儿开始我独立自主的生活。与此同时,我盘算好了,不管命运之神给我们俩的生活吹来什么样的风儿,我在莱娜塔身旁的滞留将不超过三个月,因为经历了这两个夜间发生的这一切事情之后,我已不能完全相信她关于她有亲戚且就在科隆等她之类的说法了:果然,后来,马上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便很愉快地让我看出,我对她所言的这种保留是正确之举。
就这样,我把一切都理智而清醒地思量了一番。之后,我就上旅店老板那儿,把我的那匹马变卖给了他,那马还让我卖出了一个相当合适的价钱。然后,我去了河边的码头,找到一条载着荷兰的货物沿莱茵河往上走的内河木驳船,与船老板讨价还价一番之后,跟他谈妥要他把我们俩捎带到科隆。然后,我采购了一些旅途中食宿所用的必需品,好像是:两只枕头,几条柔软的被单,一些点心、水果之类的食品与葡萄酒——最后,终于转回旅店。
莱娜塔见到我回来,立时显出毫不矫饰的快乐,我看出来,她已经寻思过,似乎我抛弃了她而暗暗地跑走了。我们俩一块儿共进早餐,无忧无虑,再次忘掉了那夜间的折腾与磨难,好像不知怎么一到白天我们就成了完全另外一个样子的人。用完早餐后,我们立即收拾行李,直奔往那条驳船停泊之处,因为那船已经一切就绪,正待启航。那条驳船还相当大,船舷很陡,双桅杆,给我们提供的栖身之地是船上一个宽敞的舱室,它位于那高耸着的、罩有尖顶的船头。我在地板上铺上一层又一层的被单,使我们的地铺分外松软,在这么舒适的船舱里旅行,即便是那大莫卧儿(2)的使者也会毫无疲乏之感的。
午后不久,我们很快就启航离岸,告别杜塞尔多夫,开始了两天两夜的航程,直到科隆之前,途中没有遭遇到什么大的惊险,天色一黑,船就停泊下来。整个这一次航行中,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莱娜塔一直是宁静安分、通情达理、思路明晰的样子,在她身上既看不出那种强打着精神而装出来的快乐与开朗劲儿——像我们往格耶尔特村庄去的那个白天里那样,也看不出那种黑沉沉的绝望情绪——像我们在那挂“狮穴”招牌的旅店里所度过的那夜间里那样。她时常与我一块儿观赏岸边的风景,对我们的船所经过的一些地方的美丽风光大加赞赏,也时常与我一块儿聊天,议论起尘世生活或艺术天地中各种各样的事物与现象。
那次航程中,莱娜塔对我所说的话语中有几句很有意思,我认为在这里记下来颇有必要,因为这几句话可以对她后来的行为中许多令人费解之处给予解释。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我们来坐的那条驳船的船主是一个表情严厉的水手,他叫莫里兹·克洛克,有一回,我与莱娜塔聊天时,他参加了进来。当时的话题偏偏就落到在那个年月里在明斯特刚刚发生的那些事件(3)上,莫里兹这个人一眼看上去并不是那种气势汹汹的宗教改革派,他身穿一件普普通通的水手衫,与我身上的这件一样,他并没有为那场风暴所动心而继续做自己的生意——可是,他这个人竟以那样的热心谈起了莱登的那位先知(4),他把那先知称为“圣约翰,已坐上达维陀夫宝座的圣约翰”,这使我生起疑心来,他这个人骨子里是不是一个再洗礼派。他给我们讲述了,明斯特城里公民们怎样烧毁圣像、捣毁市政机关、没收教会财产,而把他们个人所有的一切充公以便共同享用;这些人怎样推选出十二个元老组成头领联席会议,从民族的代表性上看则是清一色的以色列人,当选为首领的那人名叫约翰·贝凯里逊(5);这莫里兹还讲述了明斯特人怎样在天兵天将的支援下,成功地进行了好几场保卫战,打败了主教的雇佣兵——莫里兹滔滔不绝地聊开了,仿佛在进行一场布道:
“我们这些人,这么长久地,又饥又渴,先知耶利来先知(6)的预言在我们身上终于得到应验:‘孩子们祈求面包,可是谁也没把面包给他们’。埃及式的黑暗曾笼罩着宫殿的穹窿,可是如今这些地方已缭绕着胜利之颂的歌声,新的基甸(7)已被上帝招募去,当那一昼夜只挣一个铜板的役仆,他磨利了自己的镰刀,以便去收割那已然黄灿灿的庄稼。那些长矛已经在涅姆符罗德的铁砧上被锻造出来,它的塔就要崩塌。在新耶路撒冷伊里亚已经挺身而起,那些真正是使徒的栖居地的教会的先知们已经出山而走向全国各地——上帝的布道言语不多,然而它是活生生的,能道出人生真言!”
我小心翼翼地反驳这自以为是的话语,我说,倘若学者们所发现的那些崇高的思想都成为庶民百姓的财富,那可是件很危险的事儿,这就像倘若把匕首分发给孩子们去做游戏一样。我说,也许,教堂中以及修道院里所确立的那些教条,那时常被富豪人家践踏的那一切,并不全部与耶稣·基督学说的精神而真正地相吻合,但是,叛乱与暴动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最后,我说,生活的革新所应当通过的途径并不在于对教条教规的推翻,也不在于对公爵们进行一番掠夺,而应当通过对人的大脑进行启蒙而达到。
就在这时,莱娜塔出人意料地插话,虽然我觉得她刚才根本就没有去听莫里兹在说什么,而只是专注地端详着河中水流的姿态——可她这时却说道:
“要议论所有的这样一些事情,只能是从来都不明白信仰这个动词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那样一种人才有资格。谁要是哪怕是有一回亲身体验过,将心灵沉潜于上帝而感受到某种幸福,那么,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寻思,什么应当去锻造长矛,什么应当去磨利镰刀之类的事。所有这些雄赳赳的斗士们,什么去迎战维里阿罗夫的达维德们,什么路德们,茨文格里们与约翰们全是魔鬼的奴仆,魔鬼的帮凶。关于他人的罪行我们议说呀,谈论呀,议论了何其多?可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自身,就像去照镜子那样去审视自己,我们就会看到自己的罪孽与自身的耻辱,那时我们会说什么呢?要知道,我们所有人,每一个人,最好应当去体验大吃一惊时的心寒与战栗,就像小鹿听到猎人的枪声时那样,去钻进修道院的修道小室,我们应当去加以改革的并不是教会,而是自己的心灵,这心灵再也没有能力去对上帝作祈祷了,再也没有能力去笃信他的话语了,这心灵只是一味地想去议论,去证实,去评说,去判定。如果你,鲁卜列希特,像这一位一样地思索,那我就再也不能与你待在一起了,再多待一分钟也不行,我宁愿一头栽入这河水中,那也比与一个不信神的人待在同一个船舱里要好受一些。”
这几句话,在当时使我觉得它们十分突兀的这几句话,莱娜塔是带着火辣辣的激情说出来的。一说完这些,她就很冲动地站起身,很快地离开了我们,那个莫里兹呢,不无疑心地扫了我一眼之后,也走出船舱,而开始吆喝他的手下们去了。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这个话题上来,而那个莫里兹则对我们疏远起来,于是,我们俩在驳船上便陷入一种完全与外人无交往的状态,而这正合我的心愿。在莱娜塔怒气冲冲地说完那一番话之后,我竭力对她表示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妥让,为的是清楚地展示,我是多么珍视她的吩咐。不过,在船舱里度过的那一夜,莱娜塔几乎没有成眠,直到天亮都未曾入睡,我则应她的请求留在她身旁,静静地抚弄着她的头发,直到我的手累得完全发麻。莱娜塔呢,看上去,她对我的劳动是很感激的,因而也给我以回报——不论是在夜深人静时,还是在东方破晓时,她始终以绝对少有的礼貌对我予以回报。我们俩之间这种充满友情的温馨一直延续到抵达科隆时的最后一个时刻。而一旦到达科隆,这种温馨突然中断了,仿佛风暴袭来时缆索陡然断开。
在我们这个旅程的第二天,斜阳西垂的时分,科隆城里的那些教堂的塔楼,就在远方隐隐约约地露出轮廓了,我怀着一种诚挚的激动,对那些教堂一一给予辨认,并把它们的名称说给莱娜塔听:那个塔顶高耸着的,是圣·马丁教堂;那有着矮墩墩的、笨拙的塔顶的,是圣·格列翁教堂;塔顶看上去那么小巧玲珑的,是米诺尼特兄弟教堂;而让人感觉那么庞大的、沉重的建筑,乃是元老院(8)。最后,那个裂成两半的、没有完工的巨型建筑,则是宏伟的三皇教堂(9)。当我们的船快要抵达城市时,我便更加兴奋起来,开始辨认街道、熟悉的房屋、古老的树木,我的注意力被这些景物高度激活了,我真想马上就这极度的感动大哭一场,而暂时忘却莱娜塔就在身旁。此情此景自然没有逃过她那猫一般的观察力,这一点,当时就被种种迹象所证实。只见她立即改变了对我温存的态度,神色变得严厉,神情刚毅起来,仿佛是那严寒之中被冻得硬邦邦但依然挺立着的高粱杆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