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不是冲着我,他只是握着它。那是一把中口径自动手枪,肯定不是柯尔特或萨维奇(1),而是把进口货。疲惫苍白的脸,脸上的疤,竖起的衣领,压低的帽檐,还有这手枪,就像是从一部老派警匪片里走出来的。
“你送我去蒂华纳,赶十点十五分的飞机,”他说,“我有护照和签证,一切都办妥了,只差送机。因为一些情况,我不能从洛杉矶坐火车或班车,也不能搭飞机。五百块出租车费合不合理?”
我站在门口,挡着没让他进屋。“五百块,外加一把手枪?”我问。
他低头茫然地瞧了瞧那把枪,然后把它搁进口袋。
“它或许是一种保护,”他说,“为你,而不是为我。”
“进屋吧。”我侧过身,他精疲力竭,踉跄着扑了进来,跌坐在沙发里。
客厅依然相当暗,因为房东由着浓密的灌木丛遮挡窗户。我拧亮台灯,摸出一支烟点上。我看着他,抓抓本来已经乱糟糟的头发,脸上照例摆出不耐烦的笑容。
“这么可爱的早晨,我竟然还睡懒觉?十点十五分,嗯?啊呀,时间绰绰有余。我们去厨房吧,我来煮咖啡。”
“我碰到了很棘手的事情,探子。”探子,他第一次用这个词称呼我。不过倒是和他进门的样子、衣着、手枪等很搭调。
“今天天气这么好。和风轻送。你没听见对街那些老桉树在咬耳朵吗?它们在回忆当初在澳洲时的日子,小袋鼠们在树枝下跳来跳去,考拉们互相驮着背着。是啊,我想你是碰上了麻烦。等我先喝几杯咖啡再说。我刚醒来时总是有些头重脚轻。让我们同哈金斯先生和杨先生(2)商讨一下。”
“听着,马洛,眼下不是……”
“别怕,小子。哈金斯和杨两位先生顶呱呱。他们做哈金斯-杨咖啡,这可是他们一辈子的事业,他们的骄傲和乐趣。总有一天我会看到大家给予他们应得的称许。眼下他们只是挣了些钱而已。你别以为他们会满足于此。”
我一边喋喋不休地胡诌,一边进了后面的厨房。我拧开热水龙头,从架子上取下咖啡壶,在水里润了润吸管,量好咖啡倒进上面的容器里。这时水已经在冒蒸汽了,我装满下面的容器,把它放在火上,再将上半截套上,拧一下,它们就旋在一起了。
这时,他已经跟了过来,从门口往里探了探,侧身挤进早餐区,滑进座椅。他还在发抖。我从架子上拿了一瓶“老祖父”(3),往一个大杯子里倒了一口给他。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大杯子。即便那样,他还是得用两只手捧着才能凑近嘴边。他吞酒下肚,砰的一声把杯子重重放下,接着咚的一声倒在椅背上。
“要昏过去了,”他嗫嚅道,“就好像我一个星期都没合眼。昨夜一点儿都没睡。”
咖啡壶里快要冒气泡了。我调小了火,瞧着水往上走。水在玻璃管底部逗留了一会儿。我把火开大,待水刚漫过小圆丘,马上将火调小。我搅了搅咖啡,再盖上盖子,将计时器定在了三分钟。马洛,做事非常有条理的家伙。天塌下来也不会扰乱他煮咖啡的程序,哪怕有亡命之徒拿着把枪顶在他背后。
我又给他倒了点威士忌。“坐着别动,”我说,“坐着。什么也别说。”
他用一只手端起了第二杯威士忌。我去盥洗室飞快地洗了一下,出来时计时器的铃声正好响起来。我关了火,把咖啡壶放在桌上的一块草垫上。我为什么要叙述得如此详尽?因为紧张的气氛使每一个细节都凸显出来,似乎那是一场表演,一个独特并且极端重要的动作。那是高度敏感的瞬间,你所有无意识的动作都变成了意志的不连贯的行为,无论这些动作你多么习惯。你好像是个患了小儿麻痹后学走路的人。没有一件事情是顺理成章的,绝对没有。
咖啡融进水里,气流涌入,发出惯有的嘶嘶声,咖啡滚着气泡,渐渐消停下来。我取下上面的容器,搁在装有底座的漏水板上。
我倒了两杯咖啡,往他的杯子里加了点威士忌。“你的黑咖啡,特里。”我往自己的杯子里加了两块糖和一些奶油。现在我渐渐清醒过来。我刚才都没意识到自己是怎么打开冰箱取出奶油盒的。
我坐在他对面。他一动不动,僵硬地坐在角落里。突然,他毫无预兆地趴在桌上啜泣起来。
我伸过手去,从他口袋里把枪取走,他一点儿都没觉察。那是一把七点六五毫米口径的毛瑟枪,很漂亮。我嗅了嗅,拉开弹匣。是满的,一发不缺。
他抬起头,看见了咖啡,慢慢地喝了几口,没看我。“我没开枪杀人。”
“嗯——看上去最近没用过,否则这枪一定擦过了。我想你没拿它杀过人。”
“我来告诉你。”他说。
“慢着。”咖啡滚烫,我尽可能快地喝完,又替自己斟满。“是这样,”我说,“告诉我这些事情你得非常小心。如果你希望我送你去蒂华纳,有两件事情我绝对不能知道。第一——你在听吗?”
他略微点点头,茫然地望着我头顶上方那片空墙。今天早晨,他脸上的疤呈乌青色,皮肤惨白,但疤痕一如往日那般触目。
“第一,”我缓慢地重复道,“要是你犯了罪,或者干了任何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事情——我指的是重罪——我不能知道。第二,要是你知道有人犯了如此大罪,我同样不能知道。除非你不希望我送你去蒂华纳。明白了吗?”
他直视着我的眼睛。目光专注,但毫无生气。他喝下了咖啡,脸上仍不见血色,但情绪倒是稳定下来了。我又给他添了些咖啡,照样加了威士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