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爆炸最终被认定为一起事故,犯人交代后,林少佐当即检查物证,却发生意外爆炸。林少佐当场毙命,热水瓶爆炸时,几乎贴到他脸上,审讯桌炸得粉碎,纸屑和碎布料与无法辨识出部位的肉块粘在一起,几分钟后就干结。
我被震晕了,因为迅速滚成一团缩到墙角,只受了一点轻微皮肉伤。十多天后伤愈出院,恰好躲开那场事后调查。
爆炸全程被人照了相,占满当晚各家报纸版面,第二天更多。有一位站在对面楼顶天台上的记者不知是不是被爆炸闪光吓到,居然在爆炸瞬间同步按下快门,他拍到了玻璃窗粉碎四溅的画面,整片玻璃鼓成弧面,像水花一般散裂。这幅照片后来被人传到纽约,刊登在《时代周刊》上。很多年以后,我在一本摄影画报上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怀疑可能就是它。但我不是内行,无法确定。何况从那以后这种高速摄影的照片也越来越多了,我总觉得那些可能都是学了它的拍摄方法。
先前的调查没有发现热水瓶这个关键因素。后来,日本沪西宪兵队把责任推在公共租界巡捕房头上,因为他们最早到达现场。宪兵队说有几个英国人在移交时故意引发混乱,究其根本原因,当然归结为巡捕房那位日籍副总监无能,没有将捕队牢牢控制在手——那本来是将他从东京警视厅特高课调来最主要的任务。
特工总部的人因为从一开始就是被怀疑的对象,全都被看管,后来倒避免了被日本军方追究责任。当然,前提是那些审讯笔录永远不要让他们看到。如果他们发现鲍天啸在二次爆炸中起的作用,肯定要继续追查下去,封锁和惩罚也会无休无止继续下去。他们也许还会把视线转到我头上。事情就那么不了了之,日本人甚至忘记了对公寓居民再加惩罚,可能跟报纸报道有关,或者是因为新政府刚成立,气氛需要祥和。
因为接连发生爆炸事件,修造特工总部(也就是众所周知的76号)的进度加快了,不久我们就搬了进去。
我自己倒很想尽快把整个事情忘掉。你们这些喜欢读小说的人,可能会觉得那是想要摆脱内疚,一种心理反应,他们是那样说的吧?那样就有点小看我,虽然当了汉奸,我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人。
鲍天啸救了我。或者更符合实际情况一些,在关键时刻,鲍天啸把我给放生了。他是英雄豪杰,敢做敢当。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起了这么个念头,把自己送到林少佐的刑讯室里,不管你如何疑惑不解,最后他给出了一个完美无缺的答案,一件壮举。
我意思是说,我宁可把这件事放在内心深处,有朝一日再把它说出来。
可是有人不允许我保守秘密。我那些在重庆的老同事安排了一次邂逅。他们在街上拦住我,把我拉到锦江川菜馆。他们不是来对我说大道理,他们是来送一份保险的,他们说。我可以继续当我的汉奸,只要我接受了他们送给我的那个密码本,一种工作关系就算确定了,我也就能得到一种将来一定有机会兑现的保险。
我用筷子搛起一粒陈皮牛肉,稍微犹豫了一下。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汪政府中人还踌躇满志,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而且,因为南京中央储备银行“中储券”发行不顺利,跟军统正打得不可开交。两方面今天你枪杀两个钱业大亨,明天他朝银行扔一颗炸弹。
不知道出于怎样一种冲动,我到底接受了他们那种安排。人总是要想想退路。我可以向别人说大话,说那都是因为鲍天啸的壮举感召了我。但独自面对自己,这么说就没有必要了。
我根本没有提到鲍天啸,是他们自己说起他的。
几句话过后,我发现他们对这个话题完全不是偶然兴起。我渐渐意识到,他们此来可能就是想打听甜蜜公寓二次爆炸的内幕。出于首度正式合作务必诚恳的做人原则,我基本上把一切都如实告诉了他们。客观地说,有夸大其词之处,也顶多是将事件进程中相关人物的心态情状,尤其是其中模糊不清的地方稍作调整。我敢保证,对于事实本身未作任何伪饰演绎。
完全没有想到,在反复确认我对鲍天啸何以如此作为一无所知的情况之后,他们突然告诉我,鲍天啸那种做法完全合乎逻辑。说话的那位在这里稍作停顿,诡秘地笑笑。他说,鲍天啸是军统地下抗日武装行动人员。
那天中午在川菜馆,我相信了他们,也认为他们要我对故事情节作些细微改动的要求合情合理。他们说,在设计行动的讨论过程中,有一位女同志误解了鲍天啸,把谨慎当成胆怯,责备他是懦夫,可能还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个情况他们也是刚刚才知道),无论如何,这些事情以后就不要再提了。因为面对艰险,就算是鲍天啸一时畏惧,那也是人之常情。英雄不拘小节。另外一个人又补充道:知其不可为,而最终为之,那更是大英雄。
那天下午我回到特工总部,又觉得那其中有很多细节,用“鲍天啸是军统人员”那么简单的一句话不能解释清楚。我让丁鲁带几个人跑了一趟甜蜜公寓,把老钱秘密拉进76号。在高洋房底层楼梯背后那个小监室里,吓得快要尿裤子的老钱回答了我的一些问题。他的说法再一次让我疑窦丛生。他说,打耳光那事情,纯属子虚乌有。是鲍天啸自己编的。有一天下午(他说的大概是鲷鱼宴前的傍晚),蒋存仁拉着他一起跑到鲍天啸房间,要鲍天啸说清楚欠的债到底怎么办。鲍天啸指天画地答应他们,他会给大家一个交代。不过有一件事要大家再帮一下忙。他讲了一个活灵活现的故事,关键是,他要大家把这个故事传出去,不管用什么办法,最好是让三楼的人听到。
“什么故事?”
“就是那个女人。捉奸,打耳光。”
“他想让你把这件事传到谁耳朵里?”
“可能——主要就是马先生你。”
这是鲍天啸在预先埋下伏笔么?转弯抹角让我相信确实有那么一个神秘女人。提供一个旁证,一条侧面线索。在他猜想中,我一定会转手就把情报告诉林少佐。那样他说的话就得到证实。他总是想把日本人引向那个女人。他设想了一个故事,也想好了如何把听众慢慢带进故事。但他遇到了挑剔的听众,充满敌意、只想把他逼入绝境的听众。
谜团刚刚被风吹散,又合拢到了一起。鲍天啸究竟在甜蜜公寓爆炸事件中担当了一个怎样的角色?他的壮举到底是一次还是两次?他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难道他真的只是在后来、当我递给他热水瓶时才想到还有另一颗炸弹?真的有那个女人么?可他为什么要编造那些故事呢?
只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不管有没有她,她是一个真正的活人也好,她是完全向壁虚造的小说中人也罢,哪怕她仅仅诞生于鲍天啸一念之间,一旦从他嘴里脱口而出,她就真正存在过。因为他为她着迷,为她感动,甚至为她杀了人。
对于我,鲍天啸有救命之恩。他甚至救了我两次。战后在审判汉奸的法庭上,不知军统哪个部门,向法官提供了一份证明文件,说在鲍天啸用炸弹刺杀日寇军官的行动当中,我本人实际上起了一定协助作用。而且在此壮举感召下,我加入了军统地下斗争。我因此被免于追诉叛国投敌之罪。
又过了许多年,我这时已来到台北。在调查局退休干部联谊会上,有人拿来一本《传记》。那是本让老家伙们写些半真不假的往事,满足一下虚荣心的杂志。他们拿给我看,是因为那一期刊登了鲍天啸的故事。据那上面说,在那两次爆炸行动中,鲍天啸并不是孤身作战。实际上,有很多人在背后支持他,配合他,帮他作准备。那些人后来都授了勋,升了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