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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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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离不大军横扫燕京东北各州县，来到燕京东郊八十里的三河县，发现迎待他的不是一纸降书，而是以五万大军组成的铜墙铁壁。细作报来，隔开一条白河而阵的常胜军，集中了全军精锐，统领郭药师，大将赵松寿、张令徽、刘舜仁以及由蓟、檀、顺、景诸州撤回来的守将吴震、高公平、徐杰、林良肱等全都麇集在军中。

斡离不通过足智多谋的刘彦宗在郭药师身上做过许多细致周密的工作，双方书札往返，彼此把重要的情报相告，已非一日。只有感觉到他们这项工作已有成效，郭药师之迎降已如水到渠成，绝无问题，斡离不最后才定下了出师之期。出兵前的旬日，刘彦宗又给郭药师送去一封密函，明告出师之期，要郭药师准备一切。出兵后，蓟、景、檀、顺诸州纷纷易手，基本上没有经过战斗，斡离不认为这是郭药师决心投降的表示，附郭诸州县的撤退正是燕山全路迎降的前驱。这时斡离不、刘彦宗的思想中已经有了可以不战而下燕京的准备。

只有一件事情还叫他们放心不下，郭药师的回信尚未送到，而通款曲最早、平日书札往来最多的张令徽，这时也无只字片札送来。不过这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郭药师最后准备尚未完成，不愿打草惊蛇，引人怀疑。也可能郭药师、张令徽的回信被常胜军主战派的将领赵鹤寿等截获了，无法送达。这种事情过去有，现在也可以有。不过郭药师大权在握，只要他真心愿降，少数几个主战派阻碍不了他的行动。斡离不的乐观确是很有理由的。

因此斡离不接到细作的情报，郭药师没有迎降的迹象，反而好像要倾全军之力在三河县迎战，不由得又惊又怒。他首先感到自己是受骗上当了，然后又觉得自己在策略上已犯了相当严重的错误。

斡离不的大军在总数上与常胜军相等，构成他这支军队的主力女真兵约有两万人。郭药师麾下战斗意志最旺盛、作战能力最强的赵鹤寿部也在两万人左右，他们在实力上可算得旗鼓相当。本来常胜军要多方设防，兵力分散，他以全师进攻，兵力上可占到优势。如今他错误地把出师之期和主攻方向告诉了郭药师，后来又分兵攻占附郭州县，使郭药师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得以放弃边地，缩短防线，把精锐的赵鹤寿、赵松寿部全军东调来此，集中全力来与自己对垒，双方形成了一比一的均势。而常胜军又有劳逸、主客对比上的优势，正好抵消自己进攻方面的锐气。看来在这一场主力决战中，他已经没有多少便宜可占。

斡离不独自考虑了半天，然后派人去把刘彦宗请来，两人密议了半夜。事后，没有再去征求阇母、兀术的同意，就发出明晨进攻、决一死战的命令。

那么郭药师是怎么想的呢？

郭药师决不愿做大宋朝的忠臣孝子，为宣和天子殉葬，这一点除了痴心梦想的宣和君臣外，大约可说是“路人皆知”，但与此同时，他也不会心甘情愿地成为一条帮助斡离不打江山的功狗，在这一点上，斡离不、刘彦宗都没有看透，也存在一些幻想。前面说过郭药师是个野心勃勃的军人，对自己的前途，他早有深心密虑、不可告人的打算。

他不愿保宋也不愿降金，他称心如意的算盘是凭借自己的武力，周旋于宋金之间，成为第三种势力，使宋金两方面都想借重他，形成举足轻重之势。

五代时有个成德节度使安重荣说过一句话：“当今之世，唯有兵强马壮者堪为天子耳。”安重荣也是块没字碑，说出来的话却要比读烂五车书的酸秀才透彻得多。郭药师一生服膺这句话，并努力促使其实现。他不稀罕那来得太晚的燕山郡王，那是宣和君臣早就答应他，而直到金兵入寇的前夕才算兑现了的封爵，圣旨颁到时，他只在内心中冷笑两声。他也不愿做石敬瑭、赵延寿，这一对已到手或尚未到手的宝贝皇帝，都是被人穿了鼻子牵着走路的。这样的皇帝，他不稀罕。他要做的是凭借自己的武力而不依靠外力的货真价实的最高统治者。他要做自己的主人而不是别人的奴隶，这才是他的内心秘密。

不过郭药师能不能实现他的野心，在目前情况下，要看他能不能一战重创斡离不，好像两年多前，他在峰山一战打败奚军一样。如果历史重演，再来一个新的峰山大捷，把斡离不的大军彻底击溃，从而造成金朝内部的分崩离析，或者重创金军，使它无力卷土重来，朝廷对他的依赖更甚。只要出现了这两种情况之一，那时距离他的野心实现之期就不远了。

接到刘彦宗最后一封劝降书，明告他金军出师的日期及主攻方向以后，他的内心发生剧烈的波动，这个他既热切盼望而又有点害怕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好像经过多时的盘马弯弓，引而不发，这手里的一支箭，终于不得不发射出去了，或者一发中的，或者失手射空，或胜利，或失败，两者必居其一，这中间已无选择余地。

从那时开始，他就秘密地驻军三河——劝降书中提到的金军主攻方向——不再回到燕山府去。他检阅了手下的兵力，部署了对金作战的方案，做好一切应急准备。郭药师确实不愧为铁腕人物，他考虑周到，行动迅速，在短短几天内，就悄没声息地把一切都布置得十分完善。

郭药师的布置要对三方面保密：金朝、宋朝以及部下一直想要降金的张令徽等将领，因此他的一切行动都保持高度的机密性和警惕性。

安抚使蔡靖、转运使吕颐浩、廉访使梁兢是燕山路地方的三大长官。他们虽然是站在郭药师个人利益的对立面的，但对郭药师过去已得到的好处，并未成为阻力，对他未来的事业可能还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对于这样的人，不必消灭他或者驱逐他，而应该加以严密的监护。从金人入侵那天开始，郭药师就派人暗暗地把他们“保护”起来。他们似乎还蒙在鼓里，一夕之间，忽然发现自己已被锁在一口大铁柜里。他们的自由只限于在燕山府高峻的城墙之内。在这个范围之内，他们可以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譬如向朝廷告急，向邻道请兵请粮，发文檄痛斥金邦的背信弃义，作出誓为朝廷慷慨殉节的姿态，等等。这些文书经过检查，只要不指斥郭药师和常胜军，都可放行，但绝不允许他们离开燕山府。

至于宋朝政府所有的财产、文书、册籍等，事实上早已在他的控制中，谅也逃不出他的掌握。

常胜军内部本来就有亲宋、亲金两派，现在实行抗金，自然要借重亲宋一派的军事力量，他判断刘彦宗劝降信中指出的进攻路线是真实可信的，便于他作迎降准备。因此只要把主力大军集中在三河一地，其他边城得失，都无足轻重。他甚至把驻守北门锁钥居庸关的赵松寿也调来，把战胜的希望寄托在这支军队身上。赵松寿勇冠三军，比兄弟有过之而无不及，郭药师对他一军十分放心。只有赵鹤寿本人因病留在燕山府。

郭药师不放心的是张令徽、刘舜仁等将领，他们早就鬼鬼祟祟地与金朝勾搭，这个，他不但早有所闻，而且本人也通过他们去和刘彦宗搭线。想投降，当然需要他们通路子，现在决定抗战了，反过来就要防备他们临阵出卖自己。一生依靠投机起家的郭药师怎能不提防手下人也来一个投机，抄自己做过的老文章？张、刘二军本来就驻守在三河一带，现在把他们调到次要的偏南地区，另外又派了自己得力的亲信率部渗进二军的队伍中间，临时打乱他们的编制，以防止他们异动。

所有这些军事和政治方面的布置，在斡离不大军到达三河县的前一天都已完成了。论实力，并不输于对方，讲谋略，自己也有一日之长，因此在决战前夕，郭药师的意态相当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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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府沦陷时，首当其冲的燕山路安抚使蔡靖乃是这个官职的最后一任。随着燕山府及其附近州县全部沦陷，这个地区划归金朝所有，两宋政府再也没有恢复一个名为“燕山路”的行政区以及它的高级行政长官燕山路安抚使副。

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个办法，在东晋和南朝时期，北方许多州郡早已沦陷，南方政权在其所辖的范围内“侨置”州郡，地方在南方，名称却是北方的。譬如河北东南部本来有个冀州，河北沦陷后，南朝政府又在郁州侨置冀州，以示不忘收复失土之意。这是一种“精神收复法”，不是通过军事政治的努力从实际上收复失土，而是用一种象征性的手法，在意识形态中收复失土，这种“精神收复法”有没有实际意义，起了什么作用，是好是坏，这要放到历史的具体条件中去评论。可是南宋政府连这样一种象征性手法也没有敢用，因为当时北方大片土地被金兵攻占，南宋君臣一心只想泥首乞降，唯恐金人不肯接受这笔重礼，怎敢再提收复之事？后来和议成立，以法律的形式承认了金朝对北方土地的占有权，从而收复失地变成了非法行为，要求收复的思想也变成为非法的思想，写下了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燕山府沦陷是个历史悲剧，身为最后一任安抚使的蔡靖在酿造这个悲剧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虽然他在这多灾多难的一年任期中可说是无所作为，表面上看不出他应负多少责任，但是一个长官的“无所作为”，就在事实上使得别人“有所作为”。无论郭药师，无论斡离不，在这一年中都是很有作为的。“傀儡就是帮凶”，不能以傀儡作为替自己辩护的理由，这个历史教训是惨痛的。

宣和末期，金兵南侵之势已成，两河地区，首当其冲，这是谁都看得清楚的事实。当时充任河东路安抚使的张孝纯和真定路安抚使的刘鞈都是著名的“边才”，在军事、民政、培训后备部队方面各有专长，各著功勋。宣和六年十一月，朝廷派蔡靖接王安中之任，充当比河东路、真定路更重要的燕山路安抚使。当时舆论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相信他能拿出有效的办法来钳制郭药师八只横爬的足，重措燕山路于磐石之安。舆论对于过去声名不太狼藉的初任官员都是这样期望的。何况当时，他官拜为保和殿大学士，比刘鞈、张孝纯的官衔都要高出一头。即使在政宣时期，权奸横行，许多人把大官看得一钱不值，但只要他依傍权门的色彩不太浓厚，仍有人把官衔看成为一种衡量标准，把他的官衔与他的道德、品行、学问、才能等同起来，成为一个混同体而肃然起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