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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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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州位于燕山府以南，真定府以北，正好处在从燕山到真定一条由东略略偏西的南北大道的中心点上。它东西又与雄州处在平行线上，高低位置，大略相等。

五代末季，雄才大略的周世宗发动全面进攻，迅速从契丹贵族手里收复瀛、鄚等州。兵锋所向，契丹人望风奔溃，幽州城内的统帅部已准备仓皇北撤，收复燕云十六州、进而统一全国的大业似乎已是指顾间的事情。由于一个偶然因素，在那关键时刻，周世宗忽然染上热症死亡。后来的宋太祖赵匡胤没有能够在这结实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周世宗未竟的大业，但在思想上并未放松过为统一全国做准备工作。他重视周世宗新收复的土地，加强了那里的政权建设，划出鄚州一部分的地区置保塞军，他的兄弟宋太宗赵光义又改保塞军为保州，它与平行线上的雄州一样都是宋辽接界处的边境重镇。

世代居住西陲，并且早已成为熙州土著的马氏家族本来与北边的保州风马牛不相及，自从政和八年马政接受任务，第一次出海与完颜阿骨打举行“海上之盟”的外交谈判以来，他就深深感到任务的艰巨性和重要性，绝非一年半载内就能轻易解决。为了出海航行的方便，到了第二年，他就悄悄地把自己那个简单的家从西北边庭迁到京东东路黄海之滨的牟平县。

随着形势的发展，即使迁居到牟平县也远远不能适应需要。这时他看到朝廷已经有了与辽一战以收复燕云诸州的决心，正在积极筹备军事行动。他除了本身的外交活动外，也参与了军事策划，并且提供了必要的情报。又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再次把家从牟平迁到宋辽边界的保州。

海上之盟引起了两次伐辽战争，伐辽战争的失败导致了金人的入侵。根据这条顺理成章的逻辑，后来有人追溯北宋亡国的原因，归咎于海上之盟。最早参加海上之盟并且一直起着积极作用的马政，相应地也成为造成北宋灭亡的罪人。运用这条简单逻辑的人忘记了海上之盟不能为伐辽战争的失败负责，伐辽战争不能为金人入侵、北宋灭亡负责，如果处理得好，这些战争都可能发生完全相反的结果。问题在于北宋末年这个腐败透顶的政府、腐败透顶的宣和天子和当时的权贵集团，已经为亡国制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可以说他们无论干什么，最后都逃不了亡国的命运。

放过这些最本质的原因不谈，而把责任追究到少数几个执行政策（还不一定是错误的政策）、实心办事并确有成效的具体人员，这种论断是不公平的，也不符合历史的客观实际。

要了解背上“海上之盟的罪魁祸首”这口黑锅的马政，只要看看他在两年之内三易住处这件小事就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了。

不能脱离历史的具体条件来评论人物，两年之内，三易住处，对于普遍抱有安土重迁思想的当时人来说是很不寻常的事情。但马政这样做确实很有必要。宣和三年冬，完颜阿骨打袭破辽的首都中京，天祚帝南逃燕京，接着又西入阴夹山的鸳鸯泊，从此就把他的政权建立在有水草可逐的流动的“奈钵”中。这条头等重要的消息，就是马政迁居边境保州后，派人潜入辽境觇探得知的。可笑当时的知雄州和诜，身为边境地方长官，负有“觇探敌情”的正式任务，手下还拥有一整套“刺探”机构，对这样重要的消息竟然一无所知。他是依靠制造假情报，或者半真半假的情报来取得朝廷信任的，从而积极主张发动伐辽战争，还觊觎副都统制之职，想与种师道争一日之短长。

单从这一点上来看，马政与和诜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可是在当时的官场上，像和诜这样的官儿比比皆是。他有本领包揽情报工作，制造假情报，高唱伐辽，从而影响了朝廷的决策，这在当时已被公认为是个了不起的边才。

明知道任务有危险，自己身膺王命，说不得只好舍命去干，但决不能把爱子亲儿拉进去，免得发生不测时，父子同归于尽，这又是常识的做法。如果这样做，谁也不会提出异议，但是马政经过与完颜阿骨打一度洽谈后，偏偏又把亲子独儿马扩拉进去做自己的助手，参加“海上之盟”的谈判，甘冒极大的风险而不知回头。

明知道局势发展到这一步，战争已无可避免，把家迁到距离战地较远的地方以策安全，这也是常识的做法。凡是身历其境的人都会这样考虑问题。例如那个高唱伐辽、慷慨陈词，表示愿意献身疆场的知雄州和诜，没等到西军开抵雄州，先把自己的家悄悄地迁离是非之地，搬回到非常安全的濮州鄄城老家去。借口总是容易找的，或者是老母病了，要回乡去颐养，或者老婆要做产，在前线边城不方便，再不然说得更加漂亮一点是，把家庭迁走，包袱卸掉，自己就好轻装上阵。总之随便他怎样说都有十足的理由，绝不会受到任何非难。而做着与他完全相反的非常识的事情的马政，却也没因此受到朝廷的表扬。人们议论他，顶多是：“这个古怪的人这会子把家迁到前沿来了，想是恋妻爱孙，舍不得远别，再就是贪图安逸，省得两头奔跑。”很少有人愿意承认他的搬家是为了“王事”之需，是为了觇探敌况、商量军情的方便。他们又怎能体会到他搬家的进一步的用意是在于表示破釜沉舟，不惜以全家的生命为事业之殉的决心。

人与人在精神上的距离可以是十分窎远的，尽管是同僚、邻舍，每天在一起，却永远不能理解对方心里在想什么。因为在两者之间隔开了一条不能相通的道路，他们的关系叫作“咫尺天涯”。

马政的家庭有着非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精神状态。

这个家庭，从马政开始，到他的妻子丁氏，到他的早在十多年前就成为国殇的长子马持的遗孀和马持的遗腹子亨祖，连同马扩以及加入家庭组织不久的新妇亸娘在内，所有战斗的和非战斗的人员都把这场伐辽战争以及由它诱导出来很可能就要爆发的宋金战争看成他们自己的家事，无条件地支持它，为它呕心沥血，为它奔走驰驱，为它鞠躬尽瘁，并且在精神上准备着必要时为它献出自己和亲人的血，义无反顾。

以上追溯的都是过去的事情。现在马扩借公差之便，回到保州老家，探视老母、寡嫂、孤侄、妻子，表面上是探亲——当然探亲也并不假，他多么需要以亲人之情来润湿自己枯竭的心田，实际上还有更加重要的任务。同时他也为战争已经非常迫近了，要给家里一点暗示，使他们做好更充分的精神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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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扩是在母亲房里看见亸娘带着侄儿亨祖一起进来的。他们彼此问了好，马扩问起嫂子和赵杰娘子。

“大嫂和赵大嫂都下田干活去了，要摸黑才得回来哩！”

亸娘由于自己没跟她们一起下田劳动，不无赧然地回答。这种赧然的意识来源于她的谦卑，永远以为自己占了他人的便宜，其实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按照马母的安排，家里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总持家务的马母，只要健康情况许可，自己也要下田。她从西北带来的田间知识，在这里仍然适用。家人们在劳动中发生了疑问，都要像请教一个老农一样来请教她。她一直是田头的主宰者，直到赵杰娘子来到这里。

从他们的家搬来保州后，马母就割得三十多亩田地，依靠自家和雇工的劳动，有所进益，并且逐渐成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来源。马政、马扩长年离开家里，马政复员到西北后，按照西军的传统，他的俸禄收入，几乎是与部下共同分享的。而马扩东奔西走，大手大脚地赈济朋友部属，领来的请受，不仅不能够帮助家庭生活，有时还不免要给亸娘写信，从母亲那里刮去一点。有时信里写明请交来使白银十两，很可能这个信使就是受赈济者。白银坐等要取走，哪管家里抽筋剥皮！在这方面，马扩倒真该脸红一下的，大约他不会有赧然的意识，如果他要用的钱是十分必要的，不向家里，去向哪个要？游子取给于家，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他复杂的头脑里，每天都在千思万想，大约就是算不清楚家用的经济账。

可以伸出手来，无限制地向家里要钱，可以伸出手来，无休止地向母亲要索她的母爱，这是从十五岁以后就离开家庭从军、参政，已经做出一番事业的马扩身上残留下来的亲子、娇儿的依恋。每次他回到家里，这种残余的依恋就会无限地扩大起来，终于把他完全淹没了为止。

亸娘在家庭中的分工是利用她的文化知识为亨祖授读。在那边境小城里，亨祖没有可以附读的地方，让亸娘担负起马家第三代的教育，显然是最重要的任务。亸娘的文化程度也很有限，但在这个军人世家中，已算得是个女秀才。她一心想把这份吃力的工作做好，以尽对马家的责任。看得出她是十分努力的，她熬得两眼通红，昼夜没个休息，还怕教不好书。特别爱怜她的马母，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不再给她分配其他的任务。

一落地就失去母亲的亸娘对于还没落地就失去父亲的亨祖有着一种超越家族关系的特殊感情。这种以彼此生活中的不幸为纽带而联结起来的感情有着非常坚韧的性质。虽然他们彼此都怕触痛这个创口，有意把它严密地封闭起来。

任何一个教育家都明白在受教者和授教者之间先要建立起感情，有了它，教学的成绩就能事半功倍。

亸娘按照当初马扩教育自己的方式去教育侄儿，连授课的内容也完全相同：《史记》《左传》《楚辞》和唐诗。这些书家里都有，有的还是亸娘作为嫁妆带过来的。可惜《楚辞》丢失了，她记得那一本的文字特别艰深，佶屈聱牙，她自己也读不懂，丢了倒好。所有这些书，她都照当年马扩为她讲解的讲解给侄儿听。有时讲得精彩，亨祖听了入迷，她就低声腼腆地向学生声明，自己无非把三叔讲过的书复述一遍给他听罢了。说到“三叔”时，她的心就会狂跳起来，而她感觉到侄儿也有同样的激动，因此一天中，她忍不住要假借各种机会，把“三叔”提起几次。这给了她巨大的喜悦。后来越说越多了，虽然这个家庭里每一个人都是疼爱她的，愿意为她做任何可以使她高兴的事情，但“三叔”仍然是一个秘密，只能在侄儿面前一天多次地提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