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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质疑》·十二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明杨于庭撰。于庭字道行，全椒人。万历庚辰进士，官至兵部职方司郎中。

此书之旨，以胡安国《春秋传》意主纳牖，褒讳抑损，不无附会。於《春秋》大义，合者十七，不合者十三。又於《左氏》、《公》、《穀》或采或驳亦不能悉当，因条举而论辨之。如胡氏谓春王正月乃以夏时冠周月，于庭则引《礼记》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有事於祖”，证日至之为冬至，即知周以子月为正月。又胡氏谓《经》不书公即位为未请命於王，于庭则引《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越四月，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成公八年》“秋七月，天子使召伯来赐公命”，据此则锡命皆在即位之后数年或数月，可知前此之未尝请命而皆书即位，胡说未可通。又胡氏以从祀先公为昭公，至是始得从祀於太庙，于庭则谓季氏靳昭公不得从祀，其事不见於三《传》，至冯山始创言之，胡氏不免於轻信。凡此之类，议论多为精确。固非妄攻先儒，肆为异说者比也。

△《春秋孔义》·十二卷（浙江汪启淑家藏本）

明高攀龙撰。攀龙有《周易易简录》，已著录。是书斟酌於左氏、公羊、穀梁、胡安国四家之《传》，无所考证，亦无所穿凿。意主於以《经》解《经》，凡《经》无《传》有者不敢信，《传》无《经》有者不敢疑，故名曰《孔义》，明为孔子之义而非诸儒之臆说。虽持论稍拘，较之破碎缴绕，横生异议，犹说《经》之谨严者矣。朱彝尊《经义考》此书之外别有李攀龙《春秋孔义》十二卷，注曰“未见”。今案书名卷数并同，攀龙之名又相同，不应如是之巧合。考李攀龙惟以诗名，不以经术见。其《墓志》、本传亦不云尝有是书。岂诸家书目或有以攀龙之名同，因而误高为李者，彝尊未及考核，误分为二欤？

△《春秋辨义》·三十九卷（浙江巡抚采进本）

明卓尔康撰，尔康有《易学》，已著录。是书大旨分为六义：曰《经》义、曰《传》义、曰书义、曰不书义、曰时义、曰地义。持论皆为醇正。其《经》文每条之下，皆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举系於盛衰兴亡之大者，别为类叙，亦颇有体要。中间如甲戌己丑陈侯鲍卒，以为是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不知古人纪岁，自有阏逢、摄提格等岁阴、岁阳二十二名。其六十甲子，古人但用以纪日，不以纪岁。又如五石、六鹢谓外灾，何以书？为其三恪，且在中国。不知晋之梁山崩，宋卫陈郑灾，岂皆三恪乎？又天王狩于河阳，谓晋欲率诸侯朝王，恐有畔去者，故使人言王狩以邀之。其心甚盛，无可訾议。尤为有意翻新，反於理有碍。此类皆不可为训。然如谓“郑人来渝平”当依左氏训更成，其以为堕成、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解“戎伐凡伯于楚丘”，谓一国言伐，一邑亦言伐，一家言伐，一人亦言伐，《公羊》以伐为大，乃不知侵伐之义，强为之辞：则皆明白正大，足破诸说之拘牵。

在明季说《春秋》家，犹为有所阐发焉。

△《读春秋略记》·十卷（两江总督采进本）

明朱朝瑛撰。朝瑛有《读易略记》，已著录。其学出自黄道周，颇不拘墟於俗见，而持论不必皆醇。是书辑录旧文，补以己意。所采上自啖助、赵匡，下及季本、郝敬，大抵多自出新义，不肯傍三《传》以说经者。朝瑛之所论断，亦皆冥搜别解，不主故常。如谓甫父二字古文通用，为男子之美称，孔父之字嘉，犹唐杜甫之字美。此与程子以大为纪侯之名，援栾大为例者何异？又力斥《汉书·五行志》穿凿傅会之非，而於“恒星不见”一条，乃引何休之说以为法度废绝、威信不行之验。与胡安国不谈事应，而星孛北斗大辰仍采董仲舒、刘向义者亦同。

至於论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乃三月非二月，“夫人子氏”为隐公之夫人而非仲子，亦未尝不考证分明。大致似叶梦得之《三传谳》，而学不能似其博；似程端学之《三传辨疑》而论亦不至似其迂。其於二书，盖皆伯季之间。

置其偏僻，择其警策，要不失为读书者之说经也。

△《春秋四传质》·二卷（湖南巡抚采进本）

明王介之撰。介之字石崖，衡阳人。是书取三《传》及胡安国《传》异同，断以己意。其“无骇卒”一条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

四《传》各成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徵为可信也。盖作书大旨如此。其中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辟胡《传》元即仁也之说，本杨时《答胡康侯书》；辟胡《传》建子非春之说，本熊朋来说是也。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王正月”为大一统，从《公羊传》，而辟其王谓文王之说是也。有就四《传》互质之者，如文公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舍《左氏》、《公羊》、胡《传》而从《穀梁》。有专据胡《传》而亦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其昭公始祀於庙之说，而辟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是也。俱颇有所见，不同剿说。至於桓公，“公即位”，《公羊》以为如其意也，介之误作胡《传》，而诋其巧而诬。文公，“公四不视朔”，《左氏》、《公羊》以为疾，《穀梁》以为厌政，胡《传》从《穀梁》，介之误作三《传》皆以为疾，而胡氏辨其无疾。亦未免时有舛误。然明之末造，《经》、《传》俱荒，介之尚能援据古义，纠胡安国之失，亦可谓拔俗千寻矣。

△《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左都御史崔应阶进本）

明王道焜、赵如源同编。案朱彝尊《经义考》，载宋林尧叟《春秋左传句解》四十卷，引郑玥之言曰：“尧叟字唐翁，崇祯中杭州书坊取其书合杜《注》行之。”又载此书五十卷，引陆元辅之言曰“王道焜，杭州人。中天启辛酉乡试，与里人赵如源濬之共辑此书”云云。今书肆所行卷数与彝尊所记合，而削去道焜、如源之名。又首载《凡例》，题为尧叟所述，而中引永乐《春秋大全》，殆足咍噱。盖即以二人编书之《凡例》改题尧叟也。杜预注《左氏》，号为精密。虽隋刘炫已有所规，元赵汸、明邵宝、傅逊、陆粲、国朝顾炎武、惠栋又递有所补正，而宏纲巨目，终越诸家。尧叟之书，徒以笺释文句为事，实非其匹。第古注简奥，或有所不尽详。尧叟补苴其义，使浅显易明，於读者亦不无所益。且不似朱申《句解》，於《传》文横肆刊削。故仍录存之，以备一解。中附陆德明《音义》，当亦道焜等所加。原本所有，今亦并存焉。

卷二十九　经部二十九

○春秋类四

△《日讲春秋解义》·六十四卷谨案：是书为圣祖仁皇帝经筵旧稿，世宗宪皇帝复加考论，乃编次成帙。说《春秋》者莫夥於两宋。其为进讲而作者，《宋史·艺文志》有王葆《春秋讲义》二卷，今已散佚。张九成《横浦集》有《春秋讲义》一卷。《永乐大典》有戴溪《春秋讲义》三卷。大抵皆演绎《经》文，指陈正理，与章句之学迥殊。是非惟崇政迩英、奏御之体裁如是，亦以统驭之柄在慎其赏罚，赏罚之要在当其功罪。

而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者，则莫精於《春秋》。圣人笔削之旨，实在於是也。

故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公扈子曰：“有国者不可以不学《春秋》，《春秋》国之鉴也。”董仲舒推演《公羊》之旨得二百三十二条，作《春秋决事》十六篇，其义盖有所受矣。是编因宋儒进御旧体，以阐发微言。每条先列《左氏》之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