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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针对部分在座首都摄影家在使用器材问题上的困惑，布列松回应道：

摄影作品是一个人的头脑、眼睛、心三样东西结合的产品。这三样东西表示出摄影者的思想和他个人的情感。照相机只是一个工具而已，就如同用钢笔来表达思想一样，重要的在于如何表达，而不在于钢笔本身。

如何拍照呢？

布列松说：

照相机不应当放在三脚架上，摄影者脚底下也不应装上轮子（即坐着车子），他应当不停地到处走动，动作要敏捷快速。

从形式上看，画家可以想象他的构图，但摄影者只能拍摄现有的东西。实际上，现实的东西有时候已经为你构成很好的画面，要求你去拍摄。所以，时间和空间是摄影者在拍摄时两个重要因素。

布列松介绍自己的摄影经验时说：“我在现场经常移动着，选取我认为好的角度来拍摄；我在被拍摄者中，不让他们注意我。”

“至于安排光线，那是纯技术的事。摄影时，应当取决于拍摄角度。”

布列松还应提问者要求介绍自己使用相机的情况：

我使用小型相机而不使用大型的，这正如打猎的人不会抬着大炮去打猎的道理一样。我也不喜欢方形照相机，因为方形构图和真实生活不相符合。我认为好的照片绝不去剪裁，同时依靠暗房技巧不能使一张不好的照片变好。

“坏肉做不出好菜来。”布列松补充道。

布列松难题（1）

布列松离开中国的时间是这一年的10月4日。就在这一天，布列松给中国摄影学会题词留念：

我很高兴见到中国的摄影家们，和他们熟悉起来，并和他们畅谈我们共同的职业。尽管我们所处的世界不同，我们的职业是要按照我们各个人的感觉直接地而且自然地表达一切生活。

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我们把亲眼见到的历史记录传达给在各国的百万人民。

这两句颇似外交辞令的“题词”间，布列松没有对中国摄影家的工作状况作出直接评价。但第二句，似乎别具深义，另有所指。布列松所言“重大的责任”、“历史”是何含义？对他在华接触摄影家们的行为及作品是否隐含着否定的意味呢？

布列松此次来华，正值中国大陆“大跃进”运动如火如荼，摄影人也处在亢奋之中。农业“大跃进”出现了诸如水稻上站人越来越多的照片。工业题材报道中热情赞美高炉，各种类型的摆布之风盛行。纵是日常生活照片，虚假摆布之风也大行其道。布列松这位被当作“属于世界上最著名的新闻摄影记者之列”，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以“决定性瞬间”——揭示事物本质的一刹那——的美学理论，以及对“安排的”照片和摆布的环境的厌恶的人，面对这些拥有“共同的职业”的中国摄影家们及作品时，作何感想？

来到中国大陆，布列松将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呢？他也同样欣喜、激动吗？

可是，当布列松以他在我国拍摄的照片，对我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作了可鄙的歪曲之后，他的面貌就明摆在大家面前。

1959年5月19日，中国摄影家创作辅导部召开“小型学术讨论会”，主题是“研究法国摄影家亨利？卡？布列松的‘现实主义’的摄影创作手法”。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中国摄影学会领导及学会各部门负责同志，各个摄影刊物的编辑及研究摄影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十余人。而一年前，正是在座的一些人参加了欢迎法国来客的宴会。

这次会议主要围绕1958年布列松来我国第二次拍摄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的记录显示：大家看了布列松去年来我国拍摄的照片都感到很不满，许多同志认为他抓取的只是生活中个别的偶然现象，因此，他不能正确地反映我国人民生活的本质。他在美国《生活》、《皇后》杂志上新发表的有关我国的照片，实际上是否定我国1958年“大跃进”的成绩，在客观上为美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服务。

接着，大家进一步对布列松的创作方法和他的立场观点进行了解剖。有的人认为，他的创作方法是用新闻报道的形式，面向生活，突破了西方国家摄影沙龙派的圈子，这是他较沙龙派进步的一面。但是，摄影创作道路同样是没有中间路线的，布列松虽然标榜着现实主义和所谓深入生活，实际上是不深入生活，不能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就必然只抓取生活的表面的一些偶然现象歪曲生活，更易欺骗不明真相的人们，这是他较沙龙派更坏的一面。

不少人认为，布列松自己常说，他拍照时常是不听别人介绍情况的，他也不愿意做调查研究，只要合乎他的口味他就抓取，显然，他所谓的“口味”就是他的立场、观点和目的。他的作品为美国反动杂志所欢迎，正是因为他的作品适合资产阶级的口味，而资产阶级报刊为他大肆宣扬也并不是偶然。　txt小说上传分享

布列松难题（2）

结论是：“会议讨论很热烈，大家对布列松的摄影创作方法的估价基本上取得一致的意见。”

直到布列松离开时，接待单位与陪同人士仍把他当作一个“友好人士”来看待，并知道他此行的目的是打算出版一本《十年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摄影作品集。1949年时值中国历史变革关头，布列松来华拍摄的照片，5年后传到中国大陆，被解读为“反映了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状况，“反映出国民党统治下旧中国的黑暗和混乱”。

1958年，哪怕是摄影界的专业人士，对他的了解也大体限于“布列松的摄影作品在各国，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国家流传甚广”。

纵然，布列松的“面貌”被摆在了大家面前，但1958年10月4日，布列松走后，还是给中国大陆摄影界，特别是新闻摄影界留下了难题：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的摄影家”，其“面貌”已被定性，作为社会主义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摄影家的对立面，布列松的立场、观点都被认为与“我们”根本对立，势不两立；但另一方面，布列松的拍照方式、方法，的的确确对“我们的个别同志有过一时的影响”，“特别是，当我们还没有认真研究布列松以前，乍看他所拍的外国照片，往往容易被这些照片的外表的生动性和自然性所麻痹，而不自觉地加以称赞”。

布列松第二次来华期间（1958年6月中旬—1958年10月4日），正值全国范围内的新闻摄影真实性及有关问题讨论开始。这次由新华社《新闻摄影》月刊发起的讨论，自这一年的8月份开始，持续一年有余。包括新华社总社及21个分社、全国21个省区市的27家报纸、12家画报社和杂志社的人员参与了讨论。其背景是在“整风”与“反右”运动以后，新闻摄影界掀起的对新闻摄影的一些基本原则问题进行的一场群众性的讨论。讨论本身虽针对具体问题的现实需求，但总的来说，有配合“大跃进”的总体氛围，推进“新闻摄影界大跃进”的“美好愿望”。

但恰恰由于布列松的到来，这场讨论的缘起成了问题：

有同志问：我们讨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大反摆布及组织加工的滥用，是否受了外国的影响，受了布列松的影响？

这一疑问触动了“真实性”讨论组织者的神经，他们不敢懈怠。在讨论全部结束后，亦即1960年4月，以新华社总社的名义，专门补发了总结“后记”，对此问题进行申辩。组织者没有正面回答这一疑问，而是语焉不详，闪烁其词：“根本否认这种外国影响，是不合实情的；但是如果夸张这种影响以至于否认或忽视我们讨论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积极意义，也是根本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