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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步。为什么不做呢？”一贯内敛矜持的王储突然慷慨陈词，让我和其他宾客在感到意外之余也颇为感动。看来你是动真格的了。有统计，查尔斯王子一年要参加的公益慈善活动高达560　次，真够忙的！看来王子真的不愿再等待了。他的人生也渐入佳境。

所谓远见，即洞察力，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掌握和对未来趋势的预测。它是某种稀缺资源，不是因为它要求当事人有多么聪明，而在于能否在正确的时间做出正确的决定。我们普通人常常觉得所谓国家政策必是基于国家利益的理性论证之结果，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课程中学过的重要一课就是：一个政策的制定过程起码是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国家利益、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就拿美国的军费开支来说吧，地缘政治的考量是国家层面的，国防部的预算关系到部门的权力和与其他部门的关系，而总统和他的主要幕僚们的个人观点和情绪，甚至偶发事件都有可能左右最终的决策。回顾历史中一些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不神秘。有时是基于领导人的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如林肯之解放黑奴，不惜南北交战；如邓小平之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时不过是审时度势，顺应民意，如奥巴马之当选，是美国公众对布什政府不满的积累和对一位能诠释美国梦的有色民族总统的期待的结果。有时政策并非出自道义选择，而完全是各方势力博弈妥协的产物；甚至是纯属偶然，事后才有好事者穿凿附会，歌功颂德。错综复杂的政治道路足以让人迷失，这让我想到《大学》中所提出的思维过程是非常可取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没有对政治终极目标的坚持，那就谈不上把握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提供符合人民长远利益的远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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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1）

1996年3月18日，星期一，《纽约时报》财经版在头条位置登载了记者马克·兰德勒的报道“At　27，a　Talk　Star　Sets　Out　To　Transform　Chinese　TV”（27岁的脱口秀主持人将改变中国电视）：

和奥普拉一样，杨澜是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之一。1990－1993　年，每周由杨澜主持的《正大综艺》曾是中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但和奥普拉不同的是，1994　年杨澜放弃了这条坦途，赴哥伦比亚大学深造，在那里她将获得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在离28　岁生日还有两周的时候，杨澜正在计划重返荧屏，她将于今年6　月返回中国。杨澜正在打造一档周播的系列节目，这档名为《杨澜视线》的节目旨在关注西方流行文化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如，中国人对史蒂芬·　斯皮尔伯格（导演）和安德鲁·　劳埃德·　韦伯（音乐家）的喜爱会对中国文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秉承精确和负责为生命线，《纽约时报》被誉为具有“报格”的报纸，更被美国精英阶层比做“不玷污早餐桌布的报纸”。在一个早春的星期一，它将几乎半幅版面给了一位来自东方中国的女性，并在文字报道的右上角登载了杨澜的大幅图片。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杨澜的微笑中透露出一种幸福的母性。是的，此时的杨澜有着双重身份：一个是即将毕业的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事务硕士，一个是刚刚孕育第一个孩子的准妈妈。对某些人来说，把持好自己的人生，也许不需要技巧，需要的只是天性。在“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上正在激情并行的杨澜告诉《纽约时报》：“我只是刚刚开始。”

1996　年，距离杨澜从中央电视台辞职已有两年光景。当年放弃主持红极一时的《正大综艺》，飞越太平洋，选择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主修的高端电视节目。杨澜，已不仅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者，还是一个孕育生命的母亲。此时她的身份就像不断发生裂变的细胞，越来越多：制片、策划、导演、主持人、撰稿人、约翰逊教授的学生、未来孩子的妈妈，但杨澜乐此不疲，十分享受这种欢愉的繁忙。

带着身孕进行着超负荷工作，杨澜将这种在两条轨道上同时行进的状态称为“全身心的一种享受”。杨澜患有神经性头痛，严重时需要靠止痛药来缓解。但自从怀孕后，就什么药都不敢吃了，头痛的时候眼泪直流也只能咬牙挺着。但在杨澜内心里，怀孕之初的幸福感从未消失过，无论每天多么疲倦，但腹中的小生命每天会给予她不同的全新体验，这种刺激和新鲜感是一生中最美妙的感觉，是与另外一个生命的奇妙呼应。

1996　年5　月，是美国这一年中最美的季节，春意盎然的四周让人感到无比惬意。曼哈顿街头的橱窗电视正在转播总统大选，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和共和党候选人多尔正进行着激烈的唇枪舌战。虽然两人谁能主宰白宫与杨澜无关，但并不妨碍杨澜对他们作出自己的评判。相对于年龄偏大、不苟言笑的多尔，杨澜更倾向于那个口才极佳、有着和蔼笑容的克林顿。而后来的选举结果也证明，克林顿的确更深得美国人心。9　年之后，当《杨澜访谈录》对克林顿进行采访时，杨澜发现克林顿并不是为了赢得选票才做出一种亲民的姿态，她所接触的克林顿，是位有着十足亲和力的沟通高手。

双轨（2）

就在“准总统”们在电视上各显身手的时候，身穿硕士学位服的杨澜度过了她在哥大的最后一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前举行的盛大毕业典礼上，已有近5　个月身孕的杨澜无法和她的同学们一起欢呼雀跃，怀抱鲜花的她和家人一起分享了这个难忘的时刻。

如果说感受美国总统大选对于杨澜只是局外人看热闹，感受媒介在美国的生存变化则需圈内人看门道。就在这一年的2　月8　日，美国通过了《1996　年电信法》，相比《1934　年通讯法》，这部新出炉的美国通信和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法大大放松了美国政府对广播电视业的规制，使其朝着有利于市场的方向发展。

这一政策呼应了传统的广电产业与数字化技术、网络化技术彼此渗透的态势，使得美国的媒介产业加快自身重组的过程中，加大了向全球扩张的步伐，直接催生了少数媒介巨头。面对媒介市场的风吹草动，相较妻子杨澜对媒介内容制作的擅长，丈夫吴征更具商业先见。这一年刚刚29　岁的吴征已经在美国拥有一家合资公司，负责将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电视节目转卖给中国的电视台。1993年年末，吴征的业务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时代华纳的音乐部门与吴征的Youban　娱乐集团签订协议，将一档名为《华纳音乐群星》的节目销售给中国电视台。1996　年，华纳音乐集团时任掌门人罗伯特·　摩尔加多开始购入华纳持有的吴征公司的股份，与Youban　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合作。就在与东西方媒介机构与商业集团交往的过程中，吴征将妻子担任制作人的52　集《杨澜视线》成功分销给中国51　家省级及市级电视台。中国2　亿户拥有电视的家庭中，有八成观众看到了远在大洋彼岸的杨澜为中国观众展现的美国百态。

夫妻二人的联手合作，就如同《纽约时报》记者马克·　兰德勒的评价：相比在研究生院学到的知识，这种关系对于杨澜的职业未来可能更为重要。而忙碌奔波的杨澜终于在这一年的7　月放下了全部工作，待在家里安心等待小生命的降临。恰在这个时候，她的父亲刚刚结束在美国的学术访问，为了更好地照顾女儿，杨澜父母特意在美国居留了一段时间。在父母和丈夫的陪伴下，1996　年10　月的一天夜里，在纽约Beth　Isreal　医院杨澜诞下自己的第一个孩子。

对于杨澜而言，1996　年的纽约秋天是最为迷人的，因为这一年是她最有成就感的一年：拿了一个学位，生了一个孩子，做了一套节目。这些在别人看来需要思前想后、来回取舍的大手笔，都让杨澜同时给做了，而且是一气呵成。

有歌者吟唱：每个人都是在单行道上寻寻觅觅的跳蚤。而杨澜却驾驭着心灵机车奔驰于生活和事业的“双轨”，以更快的速度，在更远的地方，看到了更美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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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1）

离开，还是留下？对于杨澜，这从来不是什么问题。

生完孩子的杨澜闲居在纽约的家里，此时邀请她加盟的电话、信件络绎不绝，其中包括CBS　等美国主流媒体。按照指导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唐纳德·　约翰逊的想法，他的得意门生完全可以从做出镜记者开始，在美国的电视机构做到类似宗毓华的主播位置。但这只是他的想法而已，杨澜本人去意已决。

作为美国主流电视媒体主播台上鲜见的华裔面孔，宗毓华的职业生涯在20世纪90　年代中期达到了至高点，她曾与丹·　拉瑟一同担任CBS　晚间新闻联合主播，被誉为美国华裔从事新闻职业的最高成就者。但自小移民美国的宗毓华是个十足的美国人，而杨澜是26　岁才到美国，早已经拥有中国的思维系统和文化体系，用她自己的话说：“我不认为我能够真正变成一个美国人，我觉得自己骨子里的东西已经是中国的了。”她无数次问过自己这样一个问题：通过勤奋工作，你有可能成为宗毓华吗？答案只有一个：没有。

杨澜选择回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的深层原因，或许也是萦绕在许多飘零智者心头的困境，那就是文化归属。对于身处海外的华人来说，文化归属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它是一套很复杂的体系，是社会环境、群体记忆和个人成长经历的交错绾结。当一种文化占据了一个人最初的认知并形成足够的侵入，那留下的烙印即便时间也难以抹平。杨澜知道她永远不可能用“猪八戒倒打一耙”来和美国朋友开玩笑，因为你解释一个猪八戒，就差不多要把整本《西游记》讲述一遍，就算这样，美国朋友依然不明白那个猪八戒为何要“倒打一耙”；杨澜也不可能用《小兵张嘎》、《鸡毛信》的故事来和美国朋友分享童年乐趣，因为当你讲述那些怀揣着时代记忆的故事时，对面的美国人却瞪大眼睛，质疑着儿童参战的合法性。

文化的差异就在于此。不同的生活背景决定了各自想法的迥异，无障碍的语言交流不等于情感的共鸣，这样的共鸣也不可能通过后天的学习实现。“作为媒体人，不管你的平台多么国际化，最终你和你的观众建立起来的共同情感、共同归属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成功的关键。”

此刻的杨澜分外想念曾经陪伴她走过四年的《正大综艺》的观众，想念那些可以与她一起分享小人书、三分钱冰棍，半夜鸡叫等回忆的观众们。当然，让她心动的不只是一副副具象的面孔，而是一个崛起中的国家向世界散发出的强大气场。身处异域的三年让杨澜以局外人的视角关注自己的国家，传媒人的敏锐使得她感知和触摸到了一个古老国度正在发生的伟大变化，这种变化始于她1993　年首次参加申奥，数年的时间里中国就好像一个疾行的巨人，步履阵阵激发着杨澜的想象力。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她再不要做个旁观者，而是要做个见证者和参与者。

面对杨澜的决定，吴征用行动配合着妻子的激情，那就是卖掉美国的房子，举家迁回中国。

那是1996　年的圣诞节，纽约依然下着雪。

洛克菲勒中心树立起全纽约最高的圣诞树，历年圣诞节它都作为全城的标志矗立在那儿，享受往来人群的欢呼，更聚焦着1000　万纽约人的目光。每年这棵树从哪里砍来、怎样竖起来、上面挂什么样的装饰、设计师是谁，一系列关于这棵树的消息都是纽约人津津乐道的谈资。这棵树就像一张标签，折射出纽约的城市格调；年复一年的仪式也成为一种传承，容纳着一方人群的共同记忆。即将回国的杨澜想再去看一眼圣诞树，与这个城市做一个心灵的话别。为了预防感冒，还在哺乳期的她被吴征包裹得像粽子一样严实。当两个人终于走近那一棵让纽约人为之骄傲的树，杨澜内心不禁涌荡起难以言说的感慨。“我知道，斯斯文文的你却最渴望冒险，或在高原上与日月热烈地舞蹈……”在1996年完成的随笔文集《凭海临风》中，杨澜写过一首《好孩子》，那首诗其实是在写她自己。很多时候，杨澜觉得自己的生活好像都是非常规范的，被规定好的，而且在别人眼里自己也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孩。但实际上，她的内心一直渴望改变，一直向往着探索。

最美（2）

就好像三年前离开北京，这一次离开纽约，又会是一次富有远见的选择吗？睿智，有时不在于为别人指点了多少迷津，而在于能否在恰当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正确的选择。就像聪明的登山者，不是一味攀爬，而总是在山麓小憩时，眺望云海去分辨到底哪一座山峰最终将属于自己。

回到国内的杨澜选择停留的山头叫做凤凰卫视。

1997　年初，凤凰卫视为杨澜配备了一个编导、一个统筹，加上兼职策划的曹景行，还有杨澜本人，总共“三个半人”，创办了一对一的访谈节目《杨澜工作室》。在这档节目中，杨澜不仅是主持人，更是制片人。一个“三人半”团队硬生生地将节目做了起来，而且做得很成功，《杨澜工作室》成为当年凤凰卫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而且广告收入相当于整个台广告收入的110。“两年时间，一百期节目，‘三人半’的团队”，这就是《杨澜工作室》的制作简史。

如果说《杨澜视线》让杨澜以制片人的角色初试身手，那么《杨澜工作室》时期的她则已经完全掌握了一个制片人的职业流程。更重要的是，与选题和节目形态都相对杂乱的《杨澜视线》相比，《杨澜工作室》具有了一档品牌节目的核心定位，那就是一对一的高端访谈节目。就在与100　多位来自不同国度的嘉宾倾情对话，以自己的价值观与不同的生命个体对接的时候，杨澜从对方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体尝到了《杨澜工作室》的价值。虽然此时的杨澜并没有成型的核心理念，但近在咫尺的“价值感”足以满足她对电视职业理想的狂热追求。若将《杨澜访谈录》比喻成一个正在经历成长期的生命个体，《杨澜视线》是他的童年期，《杨澜工作室》则是他的青春期。

1999　年，杨澜离开凤凰卫视，开始孕育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时光流走，飞转即逝。一个世纪面临终结，而人类又将迎来新千年的曙光。20　世纪末日趋发达的信息科技，让世界传媒领域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2000　年，对于很多谋划“走出去”的电视行业英雄们来说，是个不错的年份。伴随着有线网络和数字技术的日趋成熟，中国出台了鼓励组建广播电视集团的政策，发出了行业政策与市场力量互动的先声，一批先行者们怀抱市场经济造就更大媒体发展空间的梦想，走出体制内，开始了充满激情的创业历程，彼时就有原《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从央视辞职，成立银汉传播，承制经营北京电视台七频道的先锋案例。与此同时，依附于技术支撑而兴起于20　世纪90　年代末的收费电视概念伴随资本的流转也进入中国，它带来的不尽然是对国人“看电视免费”天经地义老习惯的挑战，也进一步撩拨着先行者们对于电视内容的控制想象。

2000　年4　月，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成立的银河卫星广播有限公司取得了“对外固定网络服务营办商”牌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