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汪文宣在公司里办公。他不会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
这天早晨妻已经出门了,他才起床。他吃过早点后,忽然说要去办公。母亲阻止不了他。
“不要紧,我已经好了。”
“我不能请假太多。再不去办公,连饭碗都会成问题。”
“我们不能把全家人都交给树生一个人养活啊。我这几天吃药治病都是花她的钱。”
他拿这些话来回答母亲。
母亲找不到反驳的话了。其实她自己也想:我宁愿挨饿,宁愿忍受一切痛苦。她不愿意让树生来养活她。
“还是让我出去做事罢,我当个大娘,当个老妈子也可以,”母亲最后吐出了这样的话。她充满爱怜地望着她这个独子,她的眼圈红了。
“妈,你怎么这样说?你是读书人啊,哪里能做这种事!”他痛苦地说,掉开眼光不敢看她。
“我只后悔当初不该读书,更不该让你也读书,我害了你一辈子,也害了我自己。老实说,我连做老妈子的资格也没有!”母亲痛苦地说。
“在这个时代,什么人都有办法,就是我们这种人没用。我连一个银行工友都不如,你也比不上一个老妈子,”他愤慨地说。最后他抬起头叹了一口长气,就走出了房门。母亲追出去唤他,要他留下,他却连头也不回地走下楼出去了。
他到了公司。楼下办公室似乎比平日冷静些。签到簿已经收起了。钟老带笑地对他点一个头。他上了楼。二楼办公室里也有几个空位。吴科长刚打完电话,不高兴地瞪了他一眼,淡淡地问一句:“你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他低声答道。
“我看你身体太差,应该长期休养,”吴科长冷冷地说。他不知道吴科长怀着什么心思,却听见周主任在小房间里不高兴地咳了一声嗽。
他含糊地答应了一个“是”,连忙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
他刚坐下,工友就送来一叠初校样到他的面前。“吴科长说,这个校样很要紧,当天就要的,”工友不客气地说。
他心想:时局这样紧张,同事中今天也有几位没有来办公,大家都是忙忙慌慌,为什么单单逼我一个人加倍工作?要是我今天不上班呢?你们就只会欺负我!这太不公道了。可是他哼都不哼一声,只是温和地点点头。
“吴科长说,当天就要的,”工友站在旁边望着他,象在折磨他似地又说了一遍。
他抬起头,但是他连愤怒的表情也没有,他温和地答了一声“好”。工友走开了。
他默默地翻开校样和原稿,他不觉皱起眉来。这是一本关于党义的书,前面还有好几位党国要人的序言,是用四号字排的。他埋下头低声念这些序文,又念正文。他的心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觉得头昏,四肢无力。但是他还勉强支持着把校样看下去。
在这中间,周主任走了,吴科长又走了。同事们大声交谈起来。他们在交换战事的消息。每个人都带着忧虑的表情讲话,并不热心工作。只有他仍旧把头埋在校样上面。“当天要的,”一个粗鲁的声音不断地在他的耳边说。最后他忍不住在心里答复了:“不要追我,至多我把命赔给你就是了。”
到了十二点钟,开饭的铃声响了。他好象遇到救星似的,离开了办公室。他的胃口仍然不好。他勉强吃了一碗饭。他觉得同事们都带了轻蔑和怜悯的眼光在看他,并且故意发一些关于战事的“危言”吓他。“老汪,你不久要加薪了。在这种时候你居然还能够埋头工作,年底真该得奖金啊,”一个同事这样讥笑他。他不回答,却又躲到楼上办公桌前面去。他不抽烟,又没有精神看书。他无聊地坐在位子上,对着玻璃窗打起瞌睡来。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汪先生”,他吃惊地睁开眼睛,挺起身子。那个工友又立在他面前,望着他说:“有人给你送来一个字条,请你立刻去。”
字条放在桌上,是树生的笔迹。上面写着:
宣:
有事情同你谈,请即刻到国际一晤。
树生即日
他吃了一惊。“有什么事情呢?”他想道,连忙站起来,匆匆走下楼去。
“汪兄,到哪里去?”钟老问道。
他含糊地答应一声,就走到人行道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