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去的凤岗乡,开始了长达十五年的官宦生涯。
一入官场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
凤岗乡国土面积一百零八平方公里,辖十四个行政村、四十一个自然村,全乡人口约五万余人。在县十三个乡镇算是中等规模。因为乘龙快婿的身份,连乡供销社卖烟酒的老头儿都晓得我是来这里镀金的,人人皆曲意结纳。我把岳父写的“清、勤、慎”三字挂在屋内,每日三诵,不敢有丝毫怠慢。
“上面张张嘴,下面跑断腿”,乡镇工作千头万绪,主要有这样几大块,一是搞计划生育;二是推广农业科技,推动农村产业升级,买种子,买化肥;三是调解邻里纠纷、山林纠纷、经济纠纷、水利纠纷、赡养纠纷、边界纠纷等;四是处理文革遗案,为了冤屈的人们平反;五是收农林特产税以及其他费用,开源节流;六是修水利、修路、修学校,搞村村有电工程等公益事业;七是完成上级指派的各项任务,比如统购公粮、征兵;九是处理各种突发事件。
其中最难的就是搞计划生育。难到什么程度?干部都变成鬼子兵了。牵牛、扒粮、烧房,就不提了。一人超生、九族诛连,也不提了。抓育龄妇女忙乱中误把黄花闺女扎了,这样的事也不提。
说件我上任伊始发生的事。一个三千人口的大村庄,村民多姓吴,民风强悍,有很强大的宗族势力,据说还执行过族规家法,把一对偷情的男女浸了猪笼,事后无一人受到法律严惩。族长大儿媳生了三个女儿,这年又怀上了。村干部上去做工作,好话说了一箩筐,族长眼皮也没抬,端起茶杯送客。十里八乡自然看了榜样。乡里开会讨论,决定拔掉这颗钉子户。乡镇干部全体出动,打算霸王硬来弓,把这引产做了。到村头,不知是谁走漏消息,黑压压一片人头,人人手执锄头铁锹扁担鸟铳,看那架式像要打世界大战。我们这几十号人马被包围了。乡长姓高,到这个份上,容不得回头,手一挥,说,“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就不信他们敢造反。”带头向村里走去。
族长拦住他,捻着几缕山羊胡须说,“请问高乡长有何贵干?来聊天,欢迎。来抓人,请回。”
高乡长喝道,“党的基本国策,必须执行。今天你的儿媳,扎也得扎;不扎也得扎。”话音未落,人群中跳出几个黑脸妇人,哭着嚎着七手八脚揪住高乡长,伸手在他脸上乱抓。我们这些跟在后面的干部吓一跳,想上前,被这群有组织有纪律的村民横起锄头一拦,不能靠前,眼看着高乡长的裤腰带被这几个泼妇拽掉,面面相觑。这些人是真是吃了称砣铁了心。
凤岗乡一把手牛书记顿脚,“这咋办呢?这咋办呢?”排名在我前边的许副乡长一声怒喝,往人群里挤,横地里敲来一把锄头,当场把他的腿打瘸。其他干部都拿眼睛看我。我也急眼了。高乡长的裤子已经被人扒下,睾丸还被一个妇人捏在手里玩儿。这还有没有王法?党和国家的脸面还往哪里搁?我朝乡派出所一个叫郑海生的民警使了眼色。郑海生掏出枪,对空放了一响。妇人们停下手,也不松开,仍紧按住光着下半身的高乡长。可怜的高乡长躺在地上蹬着两条长腿声竭力嘶,表情是那样无助。族长走过来,眯起老鼠眼,拍拍干瘦的胸膛,说,“有本事,朝这放。”
气氛那个紧张,点一根火柴都要炸了。这句文学作品里经常出现的那一句话,我终于算是明白了。人民考验我的时候到了。我说,“把高乡长放了。你们清不清楚这是在与国家对抗?这是犯法!是要坐牢的。今天的事就当没发生,我把高乡长领回去。至于引产的事,改天,我再与吴老先生谈。”
我说得很客气。那老棺材瓤子瞅瞅我的脸,说,“说话算数?”
牛书记沉下脸,“算数。就这样办。”
我们撤退了。坐在吉普车里,高乡长提着裤腰带一言不发。许副乡长抱着腿哼哼唧唧。牛书记不断咳嗽。大家都不敢说话。我知道,他们对我有意见。
我说,“那女的肯定被藏起来。就算当时我们冲进村,也抓不到人。示敌以弱。总不能拿真的枪对着那老王八蛋搂。晚上我们再杀一个回马枪。不必太多人,就十个精壮小伙,组成小分队,直扑这族长家的老巢。我带队。牛书记、高乡长在外面接应。许副乡长由专人护送到县里去看病,县里不行就省里,务必不留下一点后遗症。所有人都不回家,不得与他人联系,以防再走漏消息。到凌晨二点,准时出发。牛书记、高乡长,你们看,这样行吗?”
这一夜,我们大获全胜,抓住族长的儿媳妇,当晚送乡卫生院做结扎手术——不是普通的结扎手术,因为高乡长的吩咐,这妇人的两个卵巢都割掉了。
到天亮,把这妇人放回去。那边传出话,要把说话不算数的我给阉了。
我相信他们是真干得出来的,托人把那位老先生请到乡政府,与他谈条件,扒高乡长裤子一事可大可小,放下去一两;提起来千钧,这侮辱的不是高乡长个人,侮辱的是政府。把领头的几个抓去坐几年牢应该没问题。你若不服气,我这就把你送到号子里去。大家真刀实枪干一场。你背后是三千村民,我背后是整个国家。好,现在我不抓人,高乡长受一点冤屈。你大儿媳妇已经扎了,就算了。你不是还有小儿子吗?总有传宗接代的。还有,你们村的学校,乡里先拨钱给修了。今年,化肥特别俏,我做主,多批给你们二十吨。你老这个乡贤的名头跑不掉。
一番话,软硬皆施。老东西见事已至此,也有台阶可下,叹口气,走了。
我写了一份报告,把牛书记、高乡长、许副乡长的功绩夸了又夸,自己一笔带过。再把报告呈给这三位领导过目,他们笑成了三朵花,尤其是牛书记,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说,“要得,这你这后生,不是吃官饭摇官船的嘛。”
这年,凤岗乡的计划生育工作名列全县第一。
或许有人会骂我们这些乡镇干部,作风简单、粗暴,把党群关系搞得这样恶劣,为什么不可以通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政治工作来说服人呢?我不想多加辩解,只说一句话,若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问题,这个世界早就共产主义了。
我不无得意地在电话里向陈映真说起此事。陈映真听了后怕,埋怨我不该做这只出头鸟。说,“懂不懂,你现在就是四个字,韬光隐晦。”岳父听了,没说什么。
一九八五年,我三十二岁,调任梨山乡乡长兼党委副书记。不谦虚地说,梨山人民至今也是感谢我的。我还在凤岗乡与老同学电话聊天时得知这几年君子兰价格节节走高,再找农业专家了解情况,发现这是一种很容易种养的花卉,马上找到归林业局管辖的县苗圃,请求派出技术人员在梨山乡大面积栽植各种花卉——不仅仅是君子兰。
凡潮流所趋,必有可疑处。我的判断是:君子兰的价位肯定是被人操纵,在万元户刚刚出现的年代,哪有一盆花卖上万元的道理?但花这种东西肯定会在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所谓花之物语,牡丹象征荣华富贵;桂花象征光荣;梅花象征刚强;菊花象征高洁;马蹄莲象征纯洁;玫瑰象征爱情……乡财政很困难。我在县政府立下了军令状。若搞不好,撤我的职。我以乡政府的名义向银行货款五十万,试图建起一个规模庞大的花卉养植基地。
今天的我回想这桩骄傲时,必须承认,我的决策也是拍脑袋的决策,带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幸好天时地利人和皆在我处,还有自身的赌徒心理,幸运女神光顾了我。这年六月,君子兰的价格突然雪崩,传言是中央某领导在听闻疯狂的君子兰后,表了一句态,“这不就是根草吗?”一夜之间,上万元一株的花变成了百十元,几千元的变成了十几元,过去几百元一株的小苗子,只卖几毛钱,甚至是一毛钱一大把。在君子兰最疯狂的长春,市政府六月一日颁布《关于君子兰市场管理的补充规定》,强调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不得用公款买君子兰;各单位的领导干部养植君子兰只准观赏,不准出售;凡是用公款公物修建花窖的,一律按价付款;在职职工和共产党员,不得从事君子兰的倒买倒卖活动,对于屡教不改的要给予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和党籍;同时进一步调整税收,仍然恢复加成加倍地征收税款的办法。
感谢上帝。这个规定若再晚一天颁布,我那五十万块钱可能就全购买了君子兰的幼苗。可能有人会问,你当初不是已经注意到这是一种投机行为,为什么还要参与?正因为是一场投机,我才渴望马上把手上这五十万块钱翻倍!然后再去搞这个基地。说不好听点,当时一盆叫什么兰的,开价就是六十万人民币。一盆凉水兜头浇来。我在长春给家里打长途,找陈映真,把事情一说。陈映真说,只要钱还在手中就好,赶快回来。
我已经在几位领导面前拍了胸脯,怎么好意思再把这五十万带回家?与同行的技术专家一合计,决定不搞君子兰,搞别的品种,正准备赶去山东看看那里的牡丹,陈映真突然打电话过来,说,她一个老同学的丈夫在省花市上做兰花,目前君子兰的幼苗价格还得好几块钱一株呢。我乐了,南北消息有一个传播期,人们还有一个将信将疑慢慢消化的过程,若能把握好时间差,就能赚翻。只是风险也恁大。我决定花十万块去买幼苗,同时做好二手打算,能在省里的花市消化最好;若消化不掉,拉回梨山,君子兰的培育是有周期的,我就不信过了谷底,它的价格不会反弹。我吩咐陈映真立刻赶赴省城,找她的那位老同学,再去拜访几家批发大户,以县林业局的牌子与他们签订君子兰幼苗的供应合同。同时在长春花市上,树起牌子以每公斤几块钱的价格收入幼苗,预备装三辆大卡车,结果装了八辆,给司机拍出天价,用了一天半的时间星夜赶回省城,把幼苗以近一块钱一株的价格转手批出,这十万块钱就变成一百八十多万。这是多么惊人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