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二十天,我的律师有些焦虑,他说他通过各种途径打探,依旧无法获悉我的开庭时间,他有一个不太好的预感,刚好,我也有。
我的律师团队已经获得了关键性的证据,很有可能为我成功做无罪辩护,但前提是——开庭时间不会一再拖延。
我曾经耳闻过,有位前辈,足足被关进去了两年,关到对方放弃无罪辩护的时候,才进行了庭审和宣判,正好判了两年的刑期,开过庭没几天就放了出来——除了身上背了一个案底,其他的似乎没什么影响。
怎么可能没有影响?那是实打实的两年,那位前辈不像我,我侧重理论研究,有台电脑就能继续做科研,而他的科研偏重实践,两年没去实验室,两年没有论文,出狱后因为案底难以进一流的院所,最后只能远渡重洋去了国外,再之后,国内就没他什么消息了。
国内的学术圈,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当学者爬到最顶端后,就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可能今天几千万几个亿将人引进到某院所,过几年,这人就会锒铛入狱,用的基本都是经济上的问题——有问题当然好,没问题也要创造问题。
在里面待着的第一百八十天,赵星见了我一面,以实习律师的名义,为此他还特地考了个律师证。
我问他交了多少钱补课,他回我一句:“你就不信我自学成才么?”
我特意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回他:“的确不信。”
他气得想打我,但我俩隔着两层玻璃,他打不到。
他深呼吸了几次,告诉我他花了二十万,我回了一句:“辛苦你了。”
他的确辛苦了,我这次看他眼底青黑、脸色暗沉、头发黑得一看就是染过的,他看起来状态很不好,还不如我这个待在里面的。
他告诉我了几个消息。
我的学生们一开始都想等我,后来他插手派人劝了劝,让他们换了新的老师,快毕业的那几个,已经顺利毕业了。
我的课题组名存实亡了,大家虽然都会期盼我出来,但现在对外拉项目,已经不扯我的旗号了,赵星虽然想帮忙,但碍于上面的人盯着,他也不能直接把项目递过去,甚至还要避一避嫌,大家的日子过得都紧紧巴巴,于是更期盼我出来了。
网上关于我的舆论已经平息了,这算是个好事,也算是个坏事,总之我还是没那么容易出去。
说完了正经事,他点了一根电子烟,一边吸一边对我说:“这半年,我一开始也没想对你守身如玉,但后来每次一办事儿的时候,总能想起你的脸,也总能想起你还在里面待着,然后就萎了,硬生生憋了半年。”
我不太解风情,回了一句:“你可以用道具。”
赵星看了我一眼,说:“除了你,我不想塞任何东西进我的身体。”
他这话说得直白,倒也深情。
我身体后仰,仰头看了看天花板上的灯光,忍住了一点泪意,我问他:“我要是关个年,你打算怎么办?”
他想都没想地回答:“等你出来呗,还能怎么办。”